香山寺，全名香山十方大普门禅寺，位于平顶山市西北方向火珠山上。《大明正德汝州志》记载：“香山，旧名火珠山，在县^[2]东南二十五里，其山两峰相对，东曰大龙山，西曰小龙山，世传大悲观音菩萨证道之所，唐时寺塔并存” ^[3] 。香山之名来自佛教经典。相传，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地迦毗罗卫国都城，佛经中称父城，父城附近有香山，因此，自佛教传入中国，香山之名也随之传入我国。据有关资料记载，我国现有大大小小的香山30多处。在中国众多香山中，据不完全统计，建香山寺的有9处，最早的是建于平顶山境内香山的香山寺。

    佛教由西域传入我国，关于传入的具体时间学界说法不一，但比较公认的是在东汉初年^[4]。到东汉桓帝、灵帝时期（147——189），大量西域僧人到中国内地传教，他们到来后一般是先到都城洛阳，然后分头到各地传教，离洛阳较近的南阳和颍川郡宣教僧人最为常见。香山所在宝丰县时名父城，属颍川郡，父城是洛阳、颍川、南阳之交通要道，因此，也就处于佛教传播的中心地带。东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天竺僧人支法度到达都城洛阳，不久即进入颍川郡传教。支法度巡游至父城西南方火珠山时，看到此山颇似天竺香山，遂在当地佛教徒的帮助下于山上建寺，名香山大普门禅寺^[5]，从此，火珠山的说法便被香山所取代。

    香山寺建寺至今1800多年，历经沧桑，唐宋至明代最为繁盛。唐时称香山寺为大悲菩萨成佛之地，僧尼众多。宋时香山寺属地宝丰属汝州郡，汝州郡在宋都京西北路，颇受皇帝重视，香山寺也得到大规模修葺。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48年）皇帝敕赐建香山大悲观音大士塔（一说公元1068年宋神宗时建），塔高33米。塔居寺院正中，为八角九级楼阁式密檐砖塔，第二、三层有壁龛数百，其余各层均由素面青砖平砌而成，每层高度递减，呈八棱锥体，造型朴实大方，巍峨雄浑。经历代皇帝修葺，香山寺声名远播，香火繁盛。

    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时任翰林学士的蒋之奇始任汝州太守，撰《香山大悲菩萨传》。蒋之奇（1031—1104），据《四库全书》记载，北宋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字颍叔。嘉祐二年（1057）考“春秋三传科”中了进士。在王安石推行新法运动时，蒋之奇正任福建转运判官。当时各地推行免役法，推行失平，而蒋之奇做得却是很有条理。而且当年正值岁恶民流，他就招募这些人，在天长、宿县一带兴修水利，“用工致百万，溉田九千顷，活民八万四千”。赈济了流民，又有利于消弭灾患。他历任江西、河北、陕西副使，又提升为江、淮、荆、浙发运副使等。蒋之奇长于理财，治漕运，以干练称。当官为民，勤勤恳恳，做了不少有益人民的事，官至翰林学士。元符二年（1099）由京官调任汝州太守。蒋之奇到汝不久，即应香山寺主持沙门、怀昼之邀游汝州辖地香山寺，撰文《香山大悲菩萨传》。蒋之奇在汝州只就任了一个月，就被调往庆州。崇宁元年（1102）升为观文殿学士、杭州知府。后告老回乡，不久离世，终年74岁。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由北宋大书法家蔡京书丹的《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后刊刻成碑，因此，《香山大悲菩萨传》亦称“蔡京碑”或“大悲菩萨传碑”。此碑立于观音大士塔下券洞内，碑高2.22米，宽1.46米，碑文为楷书，50行，满行91字。“大悲菩萨传碑”两百多年后，已经被风雨侵蚀，于是香山寺的和尚，在元朝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又把此碑重新雕刻，但仍然立在香山寺内。主要记述大悲观音菩萨修行正果的应化故事。据有关记载，这是历史上第一篇可考的关于妙善传说的文献，也是研究妙善传说最重要的一篇原始文件。而如此重要的一篇碑文，却长期“失踪” ，研究者只是从北宋另一个和蒋之奇同时代的学者朱弁《曲洧旧闻》中的一段短文，知道蒋之奇当年曾经答应香山寺住持的请求，把一篇记载妙善传说的文字“润色”为传。清代颇有名气的一个金石学家武亿（1745-1798）主纂《宝丰县志》，其中一卷是金石材料，收录了宝丰县境内许多石碑的碑文，并且还对各石碑的刊刻日期，做了详细的记录。就在这卷金石材料中，有一篇蒋之奇写的文章。但最可惜的是，武亿分明见到《香山大悲菩萨传》的碑文和蒋之奇的《赞》，却没有把传的碑文抄录在《宝丰县志》中，只抄录了蒋之奇的赞文。而且，他还特别注明：“碑文不录录赞” 。这样一来，现代学者还是等于没有找到那篇《香山大悲菩萨传》。后来，学者发现一篇叫《大悲成道传》的碑文，收在清代所编的三种石刻碑文集中：阮元的《两浙金石志》、杜春生的《越中金石记》，以及陆增祥的遗著《八琼室金石补正》。由此证明，《大悲菩萨传》碑，不单立在宝丰的香山寺，而且还曾经在1104年，重刻在杭州的天竺寺（在今天杭州著名的旅游胜地灵隐寺附近，还有一座寺庙叫天竺寺）。蒋之奇曾经在1102年底左右，出任杭州太守，看来是他自己把那篇《大悲菩萨传》的碑文，带到杭州去重刻的。不同的是，在杭州这通石碑上，蒋之奇的赞文和《宝丰县志》所录的，有几个地方有一些异文，而且杭州此碑把《大悲菩萨传》改称作《大悲成道传》。因此，此碑文在清代的碑文集中，便称为《大悲成道传》。杭州碑和宝丰那通原碑，在高度和宽度上，虽然不尽相同，以至每行碑文的字数，在两碑上有所不同，但在碑文的根源上，它和宝丰原碑，实际上是相同的。由此推测，蒋之奇出守杭州又把此撰文带到了杭州，并重刻于杭州的天竺寺，两者都源自蒋之奇当年“润色”过的那篇《大悲菩萨传》。清代另一金石学家李光映，在他的《观妙斋金石文考略》（四库全书本）卷十四中，记述他所收藏的一张拓片，就叫《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6]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完整碑文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提供的该碑上世纪三十年代拓片的电子文件数据，经宝丰县书画院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香山大悲菩萨传》^[7]。蒋之奇《香山大悲菩萨传》在佛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也使平顶山香山寺获得了“观音祖庭”之誉。

注释：

[1] 李利安《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中国道教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对话》（《人文杂志》2004年第一期）中认为中国化的观音信仰体系分三类。其一是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主要流传于汉族地区，它归属于正统的中国佛教范畴，是印度大乘佛教中的显教与中国文化对话的产物，保持了更多印度大乘佛教显教的成分；其二是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主要流传于西藏、蒙古的藏族、蒙古族地区以及山西、四川、北京等广大汉族地区，它归属于正统的藏传佛教范畴，是印度大乘佛教中的密教同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化对话的产物，以印度大乘密教的成分为主体；其三就是中国民间的观音信仰体系，主要流传于汉族的广大民间地区，它归属于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体系，不为正统佛教所认可，是印度大乘佛教文化（以显教为主体）与中国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对话的结果。在这种观音信仰体系中，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成为一种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观音信仰体系。

[2]此处所言指今平顶山所属宝丰县。

[3]《大明正德汝州志》卷之二“山川” ，江阴承天贵编辑，郓城徐资校正。

[4]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汉武帝时，张骞出使大夏，知旁有身毒国，“始闻浮屠之教”，霍去病击匈奴，带回“休屠王金人”的佛像(《魏书·释老志》)；二是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大月氏王遣使来华，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佛经材料(《三国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三是认为可靠的应为东汉明帝时代。因明帝夜梦金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于是遣使者张骞等十二人，西去求经，到大月氏国，便遇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白马驮经，于是迎归洛阳白马寺(洛阳白马寺因此得名)，并译出《四十二章经》藏于兰台石室，这段记载见于牟子《理惑论》。据后人考证，时值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即所谓“永平求法”。这一看法是比较公认的看法。但从史书记载，永平八年，明帝诏令天下死罪都可以交纳缣赎罪，楚王英(明帝的兄弟)送了三十匹缣赎罪，于是明帝下诏说：“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后汉书·楚王英传》)。由此可见楚王英对黄老和浮屠同样崇拜，这也说明永平八年以前佛教已传入中国，由此看来，佛教传入应在东汉初年。

[5]据元好问《东游略记·梁县香山寺记》载：说寺初建时，一胡僧自西域来，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谓梁县香山真是大悲化现之所。元好问所记与支法度在香山建香山寺的记载相吻合，可资为凭。

[6]赖瑞和.《万里寻碑记——我怎样找到〈大悲菩萨传碑〉》，《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3期，2002年4月

[7]肖红、曹二虎、何清怀主编，宝丰县书画研究院、香山普门禅寺编辑《香山大悲菩萨传》文物出版社，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