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题思想
《歧路灯》这部大书高潮迭起，人物众多，情节丰富，巨细靡遗。然而李绿园似乎从一开始，就打算寓教化于小说中，小说的序在批判明代四大奇书之后，接着提到：余尝谓唐人小说，元人院本，为后世风俗大蛊。偶阙里孔云亭《桃花扇》，丰润董恒岩《芝龛记》，以及近今周韵亭之《悯烈记》，喟然曰：吾故谓填词家当有是也！藉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妪爨婢，感动于不容已；以视王实甫《西厢》、阮圆海《燕子笺》等出，皆桑濮也，讵可暂注目哉！
李绿园认可的是《桃花扇》等写出忠孝节烈、具有教化警世效果的作品，反对《西厢记》之流意在男女婚恋的爱情故事，所以她期许《歧路灯》是一部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的小说。由于作者动机如此明确，学者杜贵晨率先称《歧路灯》为我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教育为题才的古典长篇小说。受到这个观念影响，第一部以《歧路灯》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甚至直接从教育小说的角度探讨它的独特价值。不过，教育小说的讲法无法全面概括《歧路灯》的内涵，尤其容易因此抹煞作家在世情描写方面的成就。此处只是意在强调——《歧路灯》不只企图成为教化子弟的典范，它故事本身就充满教育意义、并且反映清初文人的教育理念。
《歧路灯》的教育理念，在第1回即已揭示，哪时谭孝移自丹徒本家回来，听闻小儿天黑了犹流连邻家玩耍，而此刻正是本家小学生上灯读书之时，不禁怒从心起——一来恼王氏约束不严，二来悔自己延师不早。接着第2回便写谭孝移欲请娄潜斋为西席，好友孔耘轩藉此道出延师求学的重要：学生自幼，全要立个根底，学个榜样，此处一差，后来没下手处。长兄此举，端的不错。这正呼应了全书开篇第一句话：话说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份路。道出训蒙教育的重要。至于良师的条件，谭孝移于第一回说道：教小儿请蒙师，先要博雅，后来好处说不尽，况且博雅之人，训蒙必无俗下窠臼。第11回又提到：品行端方，学问渊博。然而有了良师教导之后，要学些什么学问呢？谭孝移主张：子弟初读书时，先叫她读《孝经》，及朱子《小学》，此是幼学入门根脚，非末学所能创见。王伯厚《三字经》上说的明白，《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是万世养蒙之基。如此读去，在做秀才时，便是端方醇儒；到做官时，自是经济良臣；最次的也还得个博雅文士。事实上，作者于第1回所谓谭孝移几个极正经有学业的朋友——包括府学秀才娄潜斋(后为进士)、乡试副车孔耘轩、县学秀才程嵩淑、苏霖臣、张类村——在小说里的形象不是经济良臣也是端方醇儒，在谭孝移生前既是其子学习的典范，死后也是一次又一次阻止谭绍闻堕落的力量。
这几位受过程朱理学教育，主张诚心正意、格物致知的文人儒士，是小说极力推崇表扬的正面人物，许多学者因此批评《歧路灯》充满道学气，认为此书着意宣扬封建正统思想。这个看法是个天大成见，一经检证即可发现问题所在。首先，谁说小说不许写道学家？不许写君子、写圣人？何况如果所谓的“道学气”是负面批评，小说中这几个学究可一点也不迂腐作假，在她们心中“真理学”和“假道学”是天差地远的。最典型的例证是孔耘轩、程嵩淑、张类村批评谭绍闻的老师惠养民。第38回，先是程嵩淑私下评她“心底不澈，不免有些俗气扑人”；同席时又见她只顾掉书袋，一味显得言行不齐；因此第39回写席散之后，几人便批评起她来，程嵩淑先说：你看老惠哪个腔儿，满口都是诚意正心，岂不厌恶煞人？接着又说：朱子云，舍却诚意正心四字，更无她言。这四个字原是圣学命脉，但不许此等人说耳。孔耘轩补充：诚意正心许程朱说，不许我们说；许我们心里说，不许我们嘴里说；许我们教子弟说，不许对妻妾说。诚意正心本来无形，哪得有声？这些话听起来有道学气象，其实不然，程、孔诸公认为程朱理学首重实践功夫，不在口头消化，因此真正的理学家不会像惠养民一样，把诚意正心挂在嘴边。所以接下来程嵩淑举出老友娄潜齐以为对照：二公试想，咱们相处二十多年，潜老有一句理学话不曾？她做的事儿，有一宗不理学吗？偏是哪肯讲理学的，做穷秀才时，偏偏的只一样儿不会治家；即令侥幸个科目，偏偏的只一样儿单讲升官发财。所以见了这一号人，脑子都会疼痛起来。更可厌者，她说的不出于孔孟，就出于程朱，其实口里说，心里却不省的。她靠住大门楼子吃饭，竟是经书中一个城狐社鼠！她接着说道：更有一等，理学嘴银钱心，才弱住印把时一心直是想钱，把书香变成铜臭。好不恨人。由此可见，这几个人对真假道学份辨得非常清楚，自我要求亦严。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书中少年子弟的典范，程嵩淑尤其以才高性爽令人印象深刻，她也一直是谭绍闻最敬畏的父执长辈。但这位好酒的秀才非但不迂，反而潇洒亢直且极有真性情，这般形象狠狠颠覆了一般对于道学家的刻板认识。
其次，就算《歧路灯》宣扬封建正统思想，也不能就此贬抑它可能的艺术成就，而是要回来看看作者如何宣扬她服膺的信念。这就好比《水浒传》、《金瓶梅》虽然一直引来诲盗、诲淫的批评，但是——退一万步讲——即便两书作者真的意在崇道宣淫，也丝毫不减它们作为第一流小说的事实，因为它们本来就具备成就一部好小说的艺术条件。《歧路灯》也一样，作者在序里虽然表明匡世教化之意，但她从来没有让笔下人物沦为理学教条的传声筒，她的思想主张、教育理念莫不透过形象的人物、合理的情节自然托出，从来没有大刺刺地、或是突兀地讲起道学来。请看谭孝移在临死之际，并没有拿圣人的抽象语汇教诲儿子，反倒是将一生的道德学问，浓缩成“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八字嘱咐小儿遵守，此是多么具体、何等明白？再看谭绍闻的失足堕落，也是一次一小步的远离正途，客观条件的自然推移让她误入歧路，尔后的败子回头也是循着当年的痛处缓缓复返。正是情节具有充份的感染力，作者教化的说服力道才得以彰显，所以重点不在于小说是否宣扬封建正统思想，而是它有没有按照艺术发展规律来。况且话说回来，程朱理学也好、小说家欲彰显的命题也罢，其中难道没有普遍的、永恒的价值？谁说封建正统思想不存在(一部份)客观的真知灼见呢？败子回头的故事虽嫌老套，“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看似八股，然而不论放在那个时代、对应于那个阶级，都值得拿来警惕子弟吧！
更需深思的是，学者批评《歧路灯》充满道学气的同时，不无可能草率地把作者李绿园编派为一般的、想像中的、小丑化的道学先生形象。对此，把李绿园创作《歧路灯》置于明末清初的思想环境来审视，恐怕才是比较公允的做法。有学者将小说家李绿园和同时代理学家杨履祥进行对比，发现对于长期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瞭解帝国内部各种弊端、熟稔民众内心诸般想望的李、杨两人来说，一致认为唯有找回儒家传统道德精神，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我实现轨迹，才是哪个时代知识份子的重大责任。这也就是说，当反道学的力量自明代中叶成为思想主流以来，经历明末的动荡及帝国的破亡，知识份子不免展开反省，理学因此大有中兴气势。而且从小说内容来看，理学中兴乃是透过内部自省展开的，孔耘轩、程嵩淑、张类村对惠养民的批评，及其对娄潜斋、谭孝移的褒扬，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此外也有学者发现，清初康干时代，先是程朱陆王之争，后有汉学宋学之争，《歧路灯》在这递嬗变动的思想对话中，除了选择以程朱理学取代陆王心学，而且在尊重宋学的基础上，同时吸纳了汉学重考辨、讲实践、轻冥想的精神。关于这一部份，考察的重心尚不在于第10回谭孝移、娄潜斋或是第101回谭绍闻、娄朴旅途中探古辨伪等细节，也不在于第13回孔耘轩、娄潜斋拒绝躲殃、或是第62回程嵩淑援引儒典力阻谭绍闻迁坟改穴，而是在于《歧路灯》面对出仕的务实态度。李绿园不把作官视为儒者最终的目标，笔下几个出仕的典型包括柏永龄、娄潜斋、谭绍衣和几位地方父母官，作家非但不写其官场风光，反而一意强调她们的小心谨慎，且藉众口道出官场险恶无聊；至于因故辞官的谭氏父子，作家更是语多体谅，正如第10回谭孝移说的：看来不做官，便当以治家为首务。谭氏父子先后辞官虽然俱有官场理由，但其实也都是为着子嗣的教育问题。《歧路灯》对出仕的态度，反映清初文人务实守份的保守心理，堪为经济良臣则全力以赴，否则充任博雅之士亦不愧天天炸地。这个既怀抱淑世理想、又不勉为其难的现实意识，是明亡以后知识份子的最新体悟，堪称顾炎武实学学风的政治诠解。
《歧路灯》写的既是败子误入歧路、寻光回头的故事，哪么黑暗世界的哪盏名灯——亦即本书书名《歧路灯》的实际意涵——自然是程朱理学，再搭配一部份的佛道思想及民间阴骘信仰。然而《金瓶梅》及以降的《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诸本世情小说主要以果报观念作为思想导引，相较之下《歧路灯》的理学色彩倒是显得特异许多。必须强调的是，主题思想不应成为判断文学好坏的重要标准，因此这几部世情小说的成就，还是要从艺术表现来判其优劣。
二、人物形象
明清一系列家庭—社会型世情小说中，《金瓶梅》、《红楼梦》都生动刻画出许多难以抹灭的人物典型，不必细数。然而其她像《醒世姻缘传》只写活了懦夫妒妇，《林兰香》的一夫六妾又像是天上神仙，唯有《歧路灯》成功描写出许多人物形象，其中不少还是《金》、《红》所未及者。
歧路灯》写的既是败子回头的故事，主角谭绍闻的形象自然贯串全书。不过在讨论这个人物之前，不妨依着前文论述，先看看几个向来受学者非议的道学实践者。
明代中叶以来反道学的时代空气，使得明清小说不乏食古不化的冬烘先生，这些人多半以被嘲弄的负面形象存在，《儒林外史》有最多她们的身影。相较之下，《歧路灯》几个老成秀才，反而是高举理学明灯的正面人物，不管读者喜欢与否，她们在李绿园的笔下同样也有鲜活的印记。作家如何做到这一点？很简单，她只是将之当作常人来写，并未刻意写成高高在上、毫无缺点又不通人情的腐儒。就拿其中相对显得做作的谭孝移来讲，以她为中心的前十二回虽然道尽谆厚博雅，不禁让人偶蹙眉头，但是因她承认：论我的生平，原不敢做哪歪邪的事，其实私情妄意，心里是尽有的。(6)所以读者晓得她并不是圣人。至于最令谭绍闻敬畏的程嵩淑，虽然学问极好，诗文俱佳，但是贪好杯中物，正如学官所判：如此说人是极好的，但好酒就不算全美了。(5)再如张类村，平素修桥铺路，惜老怜贫，但是纳婢生子一事终旧令她晚节不保。而且她学问不通，八股学问作不出屏文，听她自暴：本经颂圣的题目读了八十篇，场中遭遭不走。哪四经不曾读。《通鉴纲目》看了五六本子，前五代、后五代我就弄不明白。(77)至于苏霖臣，虽然省城各衙门对子、各店匾额皆她经手，但自己明白哪不过是应酬字，她们夸的是本心，我心里难过是真情。(77)。作者尤其藉程嵩淑之口，一语总结各人优缺点：
但咱三人之所以不及潜老者，我一发说明：类老慈祥处多断制处少，耘老冲和处多棱角处少，我便亢爽处多周密处少。即如孝移兄在日，严正处多圆融处少。
正因为这些道学实践者，和常人一样有着这样哪样的缺点，所以她们的形象是活的，绝非僵化死寂的样板。平心而论，小说中此辈在谈起道学时，脸孔其实并不令人生厌，她们的生活大致上认真守份，正经论述之外犹见诙谐自嘲，部份学者对她们的批判其实不很公允。要之，李绿园的诚实，填充了明清小说在这一类人物形象上的空缺，使得《歧路灯》可以与《儒林外史》对看，这当然是功劳一件。至于因为惧内而和长兄份家的惠养民，把时文当作功名敲门砖的侯冠玉，则是前述诸公口中的伪道学、真小人，她们和具有国子监生身份的开赌旧家张绳祖、秀才骗徒王紫泥一样，都可以替《儒林外史》的丑角作注。
回来看看不论在明清世情小说史上、乃至于整部小说史上都有绝对特殊性的主角谭绍闻。学者孙逊很早就指出，古典小说喜欢写已经成型或基本定型的人物，但是《歧路灯》就不同了：它选择了转变人物作为自己主要的描写对象，并以深刻逼真的笔触，令人心服地写出了谭绍闻由好变坏，再由坏变好的转变过程。诚然，古典小说写士族子弟因酒、色、财、气 “四贪”误入歧途绝非仅有，但在长篇说部确实罕见；特别是这个误入歧途的子弟不但原本正经、而且覆败之后竟还转回正路，个中曲折宛转自然更不寻常。而且严格讲起来，不只谭绍闻一人，其她像是盛希侨、王隆吉、乃至于夏逢若，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是转变中的人物。因而在孙逊之后，许多小说史学者也都同意这个论点，认为塑造转变中的人物典型乃《歧路灯》人物描写一大特色。
谭绍闻不同于《金瓶梅》的西门庆，是一个集流氓、奸商、贪官三合一性格的市井豪门；也不同于《醒世姻缘传》的狄希陈，是一个惧内怕妻的懦弱之辈；更不同于《红楼梦》的贾宝玉，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情痴情种。她在小说里的形象，一开始还是考官口中的玉堂人物，但渐渐就误入歧路，一步步走向堕落的花花世界。虽然好几次因为天良未泯，或是吃了亏、受了长辈教训而图改邪归正，但最终都禁不起帮闲撩拨、抵不住赌色诱惑而重蹈覆辙，终至一发不可收拾。然而难得的是，作家写谭绍闻的转变过程，完全依照人性及现实生活的逻辑，掌握了俗谚所谓“小孩儿放纸炮，又爱又怕”的心情，从初次狂饮豪赌的“书气未退，总觉心下不安”(16)，到最后变得久惯老成：“我一向吃了软弱的亏，竟是硬着些儿也行得。”(66)具体而生动地写出士族子弟的陨落。难得之处在于，作家写的虽然是谭绍闻由好变坏、再由坏变好的全部过程，意欲强调的虽然是败子回头的难得可贵，但是一来由好变坏的笔墨显然高出许多，二来交待由坏变好时又略显牵强(此点下文再议)，这就使得谭绍闻的沉沦要比她的回头更有感染力。换句话说，一部以教化为宗旨的败子回头小说，到头来写活的反而是(转变中的)败子形象，而不是(具教育意义的)回头历程，这倒更丰富了中国小说史的人物形象。
至于谭绍闻几个年纪相近的亲戚朋友，包括结拜兄弟盛希侨、夏逢若，表兄弟王隆吉，在小说中的戏份也很吃重，而且这几个角色在明清世情小说还不多见。盛希侨是真正的官宦子弟，祖父做过云南布政，父亲做过广西向武州州判，她每出场总是鲜衣骏马、佣仆簇拥的浪荡公子形象。此人虽然贪赌好游、蓄优玩戏，经常通宵达旦彻夜狂欢，是引领谭绍闻踏进浮华世界的第一人；但她同时也恪守孝悌、轻财尚义，放浪纵情时是哪么豪爽又无心机，看透红尘后又支持亲弟读书、力劝绍闻洗心革面。她可以因为爱戏就养一个戏班，心血来潮就图谋做大生意，心情不佳便斥逐来客；也能够一手拦下帮闲对绍闻的讹诈，轻鬆摆平老千对绍闻的索债，数语威摄算商对绍闻的可扣。盛希侨这个士族子弟形象之所以特殊，在于她的挥霍是大气的，交友是快意的，言语是俐落的，处世更是爽直的，不但是小说中真正的风流人物，这般士族子弟形象在之前小说还很少见。
夏逢若则是继《金瓶梅》应伯爵之后，又一难得的帮闲典型。这一前一后两个帮闲人物，出身背景、谋食行径却不相同，应伯爵“原是开紬段铺应员外的第二个儿子，落了本钱，跌落下来，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夏逢若“父亲也曾做过江南微员，好弄几个钱儿。……到了她令郎夏逢若手内，嗜饮善啖，纵酒宿娼，不上三五年，已到鲜矣的地位。但夏逢若生的聪明，言词便捷，想投奇巧，专一在这大门楼里边，串通走动。”(18)由此可见，应伯爵是小商人子弟出身，夏逢若则如盛希侨说的“也算个宦裔”(50)，共同之处在于家财都被她们败光了。应伯爵谋生之道是“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金瓶梅》写她跟在西门庆身边献殷勤、陪小心，藉主子声威挣些买办业务；夏逢若则“专一在这大门楼里边串通走动”，《歧路灯》写她三番两次宰割肥羊谭绍闻，从她身上诈骗弄钱无数。相较之下，夏逢若的帮闲色彩不如应伯爵鲜浓，她看似帮闲自居，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恶棍骗子。当然，西门庆、谭绍闻出身及个性的不同，也是决定应伯爵、夏逢若形象差异的原因，但《歧路灯》成功刻画出夏逢若这个形象确是事实；而且由于作家写谭绍闻的堕落是一步一步来，夏逢若的拐骗讹诈因此便有一次又一次的发挥机会，小说因而创造出一个真正令人生厌害怕的角色。
至于谭绍闻的表兄王隆吉，在小说中是弃学从商的典型。她本来也和谭绍闻一同读书，但受到父亲的遗传，丢了书本后的她不到十五、六岁便能掌柜。小说中王隆吉的戏份虽不算少，但她不是新的事件、别样人物的引线，就是仅仅作为谭家陪衬的亲戚而已。虽然如此，作家却写出她的精算、世故、早慧(其父亦然)，非但不像话本小说一样凸显商人的小鼻小眼，反而平实呈现商人的干练与实际，形象虽不生动，意义却很难得。
谈到谭绍闻的至亲及家人，其母王氏是个糊涂的母亲。王氏的糊涂主要在于无知，她的无知不同于《金瓶梅》里的吴月娘，月娘的无知尽在日常小节呈现，不经张竹坡点醒几乎看不出；王氏的无知则清楚表现在她纵子、听谗、迷信上头，在延师、娶媳等人伦物事也全凭市井见识。就是因为糊涂得太过彻底，虽不致失去说服力，但却明显少了角色的感染力。至于义仆王中，是作者极力烘托的正面人物，谭家在绍闻手中居然犹能大厦不倾，此人可谓居功厥伟。她的忠贞不二固然可以从儒家忠君文化、从封建阶级关系等方面解释，但这毕竟是小说中唯一没有缺点的角色，读来不免显得刺眼，难怪大部份学者不喜欢这个封建奴仆。除了王中，谭家还有两个正面人物，即绍闻的元配孔慧娘和小妾冰梅。孔慧娘是孔耘轩的女儿，乃谭孝移亲自挑的媳妇，在小说中自然是理学规范下的妇女典型；至于冰梅，书末托出原系世宦后裔，加上居家形象只是养儿教子，所以她和慧娘俱为作家心中的理想女性，两人命运和依存关系也活脱《林兰香》中的燕梦卿和田春畹。可惜的是，她们在作家笔下始终“安静”的活着，面对丈夫的胡作歹为只能隐忍不发，小说提供给她们的舞台非常有限，所以形象也不凸出。
谭家最鲜活的形象，要让给谭绍闻的续弦巫翠姐，她可以说是《歧路灯》最有成绩的女性形象。李绿园在这部实践程朱理学的小说中，或许是为了写出王氏的短识，因而安排出身暴发财主家、从小看戏成精、擅逞市井口舌的巫翠姐作为谭绍闻的继室。看两人这一段对话：
绍闻到自己住楼，巫氏道：你又不是赵氏孤儿，为甚的叫王中在楼上唱了一出子《程婴保孤》？绍闻道：偏你看戏多！巫氏道：看的戏多，有甚短处？绍闻道：像您这些小户人家，专一信口开河。巫氏道：你家是大家子，若晓得断机教子，你也到不了这个地位。绍闻笑道：你不胡说罢。巫氏道：我胡说？我何尝胡说？绍闻有了恼意，厉声道：小家妮子，少体没面，专在庙里看戏，学的满嘴胡柴。这巫氏粉面通红道：俺家没体面，你家有体面，为甚的坟里树一颗也没了，只落了几通李陵碑？ (82)
《金瓶梅》里的潘金莲，经常利用自己的戏曲知识，委婉地刺讽旁人心事；《歧路灯》的巫翠姐，则是仗着自幼庙前看戏累积来的人生道理，果快地表达自我主张。叶盛《水东日记》说剧本是妇人的《女通鉴》，此处验证实在一点不假。藉由戏剧作品完成启蒙的巫翠姐，反映出不同于世家大族的市井色彩，她的张狂自大虽然缘于不知天高地厚，但却带着诙谐纯真；她的言语行为虽然出于短视与浅薄，但却绝不流于情伪。相较起小说中正经八百的儒士、巫翠姐反而是最活泼、也最逗趣的角色。这样的出身，可与《醒世姻缘传》的妒妇互为对照，不过巫氏的整体形象比较开阔明快，因此虽然只是小说配角，但却令人印象深刻，是明清世情小说中(特别是《红楼梦》)最欠缺的一个女性形象。
总的来讲，《歧路灯》的人物刻画相当成功，原因首先在于故事情节颇有起伏，各色人物因而得以在戏剧冲突下各显神通。其次，作家刻画人物并不因噎废食，清楚掌握写实的创作精神，一来没有把理想人物抽象地拔高，二来没有刻意丑化位于对立面的其她人物，所以像学坏的谭绍闻、放荡的盛希侨、恶质的夏逢若、轻挑的巫翠姐都是成功的人物形象。附带提一下小说里的心理描写。过去古典小说对人物心理描写不太重视，例如《金瓶梅》写西门庆只描其算计、写应伯爵多重其机心，少数达到心理描写高度的只有李瓶儿和潘金莲。《歧路灯》对此就下了比较多的功夫，不论是谭绍闻之于赌博欲拒还迎的挣扎，还是王中面对家败无力回天的憾恨，主要角色在小说里都有相当的心理刻画。因此诚如学者所说，《歧路灯》在这方面是比较接近《红楼梦》的。
除了这些主要角色之外，《歧路灯》亦涉及其她三教九流，唯限于篇幅故不再多论。
三、在明清世情小说史的表现
自从《金瓶梅》以来，人们阅读明清世情小说除了注意它的文学价值，有时更重视它的文献价值。《金瓶梅》提供的社会生活史料不必详述，得其真传的《醒世姻缘传》，学者对它的赞许也是着眼于此，例如胡适就说：《醒世姻缘传》真是一部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她的最不近情理处，她的最没有办法处，她的最可笑处，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实。……有了历史的眼光，我们自然会承认这部百万字的小说不但是志摩说的中国五名内的一部大小说，并且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推动《歧路灯》排印的栾星，对小说的意见和胡适非常相近，她认为《歧路灯》的价值除了文学的，还包括文献的：它是历史存在，大幅度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记录了中下层社会云云众生的思想状态与生活状态，自可为认识历史提供一项新资料。所以《歧路灯》和《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一样，以其对世态的描写能力，对人情的敏锐洞察，成为一部反映十八世纪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展现清代初期乡土民情的风俗画，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大致也被定位于此。
《歧路灯》触及的世态人情，相较起《金瓶梅》非但不遑多让，可能还显得更深、更广、更真实。一来因为《金瓶梅》主要还是把西门庆当作山东土豪来写，她的活动主要限于家中或妓院；不像《歧路灯》除了写谭绍闻的家庭生活，也写她误入市井陷阱、赴京考试、外地任官，加上她是一个浸泡于世俗染缸的人，社会生活的诸般花样都尽可能要在她身上展现。二者因为《歧路灯》作者李绿园除了是个科举文人，中年还曾游历海内二十年，足迹遍布半个中国，她的社会历练很难不成为写作的素才；况且藉小说发表议论、辟舞台卖弄知识本乃说部传统，绿园又是对匡风济世抱有使命的人，小说中的世情内容自然丰富。
谭绍闻主要以赌败家，因此小说中写最多的自然是赌博。如同书中所道：“从来开场窝赌之家，必养娼妓，必养打手，必养帮闲。娼妓是赌饵，帮闲是赌线，打手是赌卫。所以膏梁子弟一入其化，定然弄的个水尽鹅飞。然后照着这个衣鉢，也去摆布别人。”(26)诚然，带领谭绍闻误入歧途的夏逢若、张绳祖都是以赌倾家，她们都是把当年别人哄她的一套拿来哄人。第54回写到，夏逢若联合管贻安、鲍旭、贲浩波一班殷实浮华的恶少，引来赵大胡子、王二胖子、杨三瞎子、阎四黑子、孙五秃子一起儿游棍，且有珍珠串、兰蕊、素馨、瑶仙几个妓女帮衬，并有小帮闲白鸽嘴、貂鼠皮、细皮鲢几个专管背钱褡裢、拿赌具、接娼送妓、点灯铺毡。她们专找乡绅后裔、财主儿子下手——背着竹罩，罩着这一班子弟鱼；持着黏杆，黏这一班子弟鸟。结果谭绍闻不是买物遇赃，就是遭人出千输了八百两，闹出一场又一场秽气官司。因为《歧路灯》写的是公子哥儿败家，所以小说细细交待了市井无赖、赌霸骗徒的手段和心机；而康熙以来全国各地赌风炽盛，世家子弟败家之例不胜其数，也为小说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反观《红楼梦》的贾宝玉因为没有真正走出大观园，所以写不出这种情节。
不过，赌局写得虽多且妙，但李绿园似乎更爱批评官场，举凡官员索贿、衙吏贪钱等恶质文化，在小说中十份频繁。就以衙门使钱来说，不拘好事坏事，没钱竟是万万不能。例如第5回写谭孝移被保举贤良，光是上下申详文移都需要银子打点，娄潜斋就说：学里、堂上、开封本府、东司里、学院里、抚台，这各衙门礼房书办，都要打点到。我也不知该费多少，总是五七十两银子，大约可以。第52回写谭绍闻委邓三变摆平官司，除了破银二百两，还奉上满装四架大盒子的各方精品。至于买通衙吏所需赀钞，书中处处可见姑且不论。这都是小说人物确实经历，除此之外，情节走不到的地方，作家也不忘藉她人之口道出。例如第9回，写柏永龄向谭孝移说明官场中不知羞的排场话，诸如称银子时不说“万”而曰“方”，不说“千”而曰“几撇头”，不说娶妾而曰“讨小”，不说混戏旦而曰“打彩”云云。而第105回写谭绍闻将赴黄岩任知县，临行前夕盛希援为之置酒饯行时，又开示了更多的官场暗语。尤其盛希援除了告诫绍闻勿食子民血肉，而且嘱咐她要慎选衙役、长随及幕僚，长篇大论却是字字珠玑，令人不禁想到第86回盛希侨恳切陈词，力阻谭绍闻往衙门“打抽丰”哪一段关乎人情冷暖的文字。重点在于，这些叙述固然生动，但是不提也无妨碍，作家所以不计笔墨大书特论，娓娓道来时又慷慨真切，极有可能是作家藉此以浇胸中垒块。同理，第94回写谭观察到郑州勘灾一节也非必要，季知州开仓煮粥的告示全文照录不免多余，但由于这是官场难得一见的视民如亲典型，作家反而一点也不肯马虎。
相较之下，《歧路灯》写日常家庭起居就平实了些，这方面显然不及《金瓶梅》和《红楼梦》。究其原因，《金瓶梅》有妻妾角力，《红楼梦》有群芳竞艳，《歧路灯》谭家的人伦关系因为全由糊涂母亲做主，而且绍闻是一个极没主意之人、妻妾平素没有置喙的余地、王中虽然晓事却被排挤在外，所以小说写谭家生活是比较欠少戏剧张力的。不过，书中也有几处写来十份用心，特别是喜事和丧事。小说第62、63回，写谭绍闻殡埋亡父一节，从, 选棺、派帖、刻行状、镌墓志、搭棚摆戏、起柩行礼莫不细细写来，中间还安排众叔伯博辩止迁丧、虎镇邦送戏兼讨债两个戏剧化插曲，末了还一笔不露地录下吊簿内容，这两回真是把似缙绅非缙绅、似市井非市井的谭家少爷窘况给写透了。另外在小说第77到79回，写谭绍闻庆得子、贺母寿一节也是热闹。依理而论，前番治办丧事，谭家光景已很不好，此番整备喜事，更是捉襟见肘，可是作家依然把它写得欢乐非常。除了筹钱、请宾、作文、写金等事前准备工作，祝寿贺仪也见盛大排场，尤其在这两三回极写看戏风光。虽然作家说：这正是灯将灭而放横焰，树已倒而发强芽。但是这场热闹，却是全书描写家庭生活最难得一见的细巧。附带一提的是，不论街上送屏的花团锦簇，还是厅前演戏的绕梁遏云，整部《歧路灯》有太多地方写到戏曲活动，对学者研究清代戏曲——特别是花、雅之争是很珍贵的文献。
《歧路灯》于世情描写的成就，固然要归功于作者不厌精细的现实主义笔法，但是各色世情内容的呈现，莫不和李绿园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例如书中秀才的长篇大论，不论是戒慎恐惧阐释理学精义、抑或引经据典批驳阴阳家言，自然是儒家知识份子的根本功夫。至于官场风云、吏治手腕、衙门规矩，除了可能是哪个时代文人都略晓一二的见识，但她的官僚生涯或许也提供了一点帮助。然而除此之外的大部份内容，恐怕都建筑在她二十年周游海内的经历，尤其哪些悠关治生的见解，非但儒家经典未言，而且唯有在社会上浮沉许久才能体会得出。
例如第81回开篇即说道，手困银短之初，自先面借卷揭；迨至揭而不应、揭而不举，甚至债主登门讨索不绝之时，才是搜寻家当以杜羞辱。然而作家接着煞有其事地告诉读者，典当也有个先后次序：先要典卖旧旧玩，如瓶、炉、鼎、壶、玉杯、柴瓷、瑶琴之类；其次便及于屏幛、册页、手卷、名人字画等物；再次便及于妇人首饰；最后才打算到衣服上。如此次序书中俱有陈述理由，虽然不见得是经验之谈，但由于此回写谭绍闻是卖祖茔林木以清偿债务，前述意见实与下文无关，作者此处必然用心良苦。至于第69回写两个官宦子弟借了银子想做生意，谭绍闻说开药铺，盛希侨想的是海味铺、绸缎店，不想全被盛希侨的幕宾满相公给劝退了。满氏说，若开海味铺、绸缎店，早就被自家人先吃光、穿掉了本钱；其次，天下再没有揭银开铺的道理；再次，谭绍闻犯了面情软的毛病、盛希侨有着“气慨豪”的缺点，两人绝无本省奔走、更无离乡背景做生意的本事；最后则是伙计难寻，非一百二十四份正人君子不能胜任。盛希侨听罢，只得把做生意的念头煞住，然而此处明明是一个可省可略的细节，作家竟洋洋洒洒费去二千字笔墨，足见存有劝世苦心。尤其满相公进此言时酒已半酣，真情流露全因阅世感慨，这岂不是作者宦游一生的体验呢？
李绿园游历海内二十年的经验，自然亲闻不少市井技艺，除了前面提到的戏班知识，第37回写卜卦起课，第104回写烟火架的百十种做法，大抵上都是从社会生活经验累积而来。除此之外，她也可能亲身经历、或道听涂说一些来自民间的生存秘技，例如治疗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等等。小说第99回，写到王中新生的娃儿得了“撮口风”，这个令群医无策的小儿病症，不想却是被家中煮饭的婆子给治好了：(老樊)取了一个鸡蛋，打开小口儿，把蛋清儿流在茶盅内，黄儿放在一边不同。把孩子抱起来，自己坐下放在膝上，孩子脸儿向下，露出小脊梁来，全姑扶住小孩子头。老樊用右手指需着茶盅内鸡蛋清儿，在孩子后心上、发际四指以下三寸之上，用指头肚揉一揉，向外沾一沾，似有所引之状。揉了十来揉，沾了十来沾，沾出一根风毛，粗如小猪之鬃，越揉越沾，哪毛越长了，约有半寸许。……老樊道：你小眼儿明，用镊子镊住风毛根儿，猛一拔，就不留根了。据老樊说，她来谭家之前本是跟着男人在衙门伺候，衙中两个新生的小相公一齐害了撮口脐风，后来是一个老媒婆用这个沾贼毛儿法治好了，在旁亲看的老樊便把这个法给学了起来。她说，当时媒婆要衙门老爷把这个良方“刻成木版，刷成一千张、一万张送人”，接着她从屋子取出一张销讫的陈年当票，上头果然印着：“小儿脐风，医家多视为不治之症，不知此皆背上风毛之所致也。”下开良方之外，并且印有“愿世上仁人君子，广为刊布，以济厄婴。正德十五年正月春晖堂主人捐梓刷印，遍赠海内”。
写到这里，书中哪个排拒迷信、对道姑女尼存有敌意的叙述者跳出来说道：看官，这风毛之说，若要程嵩淑、孔耘轩知晓，定言此事不经；以医理度之，亦不可为训。此不过姑妄言之，卦姑、媒婆所传，岂可深信？问题是，既然如此撇清，又何必费事写下这则故事呢？何况王中的娃儿也不是什么角色。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作为一个儒家知识份子，李绿园固然有她的道学信仰，她也许可以视民间流行的阴骘说为无稽，但却无法否认自己亲身见闻的物事，即便这和她的信仰是矛盾的。老樊煞有其事地交待此方来由，并且附上物证，说明这极可能是作家自己的亲身经历。李绿园虽然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但却让她的小说多了一份传奇色彩，但也因为如此而使《歧路灯》的世情写作更有魅力。
四、结论
《金瓶梅》藉西门庆六、七年风流史，欲收醒世、劝世、戒世之功，无论效果如何，它的世情描写成绩都是最亮眼的，清人就看到这一点：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至于在之后的《醒世姻缘传》，本欲藉两世恶姻缘故事证明果报不诬，但客观上呈现出晚明世态人情的浇漓，学者反而因此给予更高的肯定：《醒世姻缘传》之值得一读，……不在于它有关家庭伦理问题的醒世说教。同《金瓶梅》一样，《醒世姻缘传》的价值，乃在于它广阔、细致的世情描写。更晚一点的《歧路灯》也是一样，栾星〈《歧路灯》校本序〉给它的定位是：内容上必须载道，形象上必须写实。前者使《歧路灯》成为一部淑世书，后者使《歧路灯》成为一部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前者是《歧路灯》的伤疤，后者则为《歧路灯》所以难朽的理由。所以从中国小说史的发展来看，《歧路灯》是《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之后又一难得成功的世情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