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家李绿园所著的《歧路灯》一书1980年由中州书画社排印出版。《歧路灯》在没有出版的漫长 的二百年间，大部分时间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在河南西部民间，并且大体上是以今天的洛阳市新安县和平顶山市宝丰县两地为圆心向外扩散。这是因为李绿园生于宝丰县，祖籍是新安县。 
    康熙三十年豫西大旱，李绿园的祖父李玉琳携家外出逃荒，流落到宝丰县，与此地的河岸李氏族人联宗 安了家，随后由李氏族人引荐，李玉琳执教于宋寨村，以教书为生。 
　　乾隆十三年（1748），李绿园因葬父守制在家时开始撰写《歧路灯》。他大约用了十年的时间写完了前 
80回，即全书的主要部分。之后，他“舟车海内”宦游20年，最后在贵州思南府印江县做了一任知县，于乾 隆三十九年从贵州回到家乡河南宝丰。约于次年，他开始续写《歧路灯》，到四十二年（1777）八月完稿。 这之间，他先是在宝丰，后到老家新安居住，并应族人之托，为子侄辈们课书。也就是说，《歧路灯》最后完稿是在新安。因此《歧路灯》的流传就形成了两个圆心。 
    《歧路灯》这部生动形象的“教子弟书”，虽然长期没有得以刊刻发行，但是在豫西的影响是很大的， 
许多稍有能力之家，都乐意抄写一部用来教育自己的后辈子弟。 
　　1924年，新安人张青莲在《歧路灯书后》中说“莲自幼时，见夫吾乡巨族，每于家塾良宵，召集书手， 
辗转借抄”。李绿园的七世孙李春林在《李绿园生平及家世》中也说：“昔日我乡及附近旧家，多有请善缮 
书生两席，费时十数大即誊写一部。”《歧路灯》最早见于著录是在道光十七年（1837）由耿兴宗主编的《 
宝丰县志·艺文志》中。耿兴宗又在他的《中州珠玉录（续编）》卷二里说：“《歧路灯》一书，虽寓言， 
而描写人情，屈曲相尽。”这也是第一次见于著录的对《歧路灯》的评价。 
　　在《歧路灯》的流传过程中，想把它刊刻出来的大有人在。现知最早者是道光间人杨淮，杨淮和李绿园 的孙子李于潢是同乡好友。杨李两家有着相似的经历。杨家祖籍也是新安人，也是在康熙年间由新安迁移到 宝丰落户的。两家都是以孝行著称乡里的书香门第。杨淮和李于潢都是道光年间中州著名的诗人。杨家为宝丰富家，世代喜好藏书，家中有祖传的书屋“竹筠山房”、“雅集书斋”，至杨淮时更加悉心搜求，藏书已达数万卷。他不惜重金将新安大家吕寸田的缥缃楼藏书的绝大部分收购回来。杨淮除了自著有《雅集山房诗 钞》。《雅集山房诗话》外，还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选编了《国朝中州诗钞》一书。这部诗集共32卷，刊刻 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收起自顺治丙戌科于前明无官阶科目者止于道光二十三年的河南籍诗人共五百家 ，诗作二千五百六十余首。全书以人系诗，作者名下立小传。书中第十四卷收有李绿园的诗作29首，并在李 海观（李绿园名海观）小传中称李“又著《歧路灯》一书，历二十年，凡数十万言。书论谭姓之事，其父子兴败之由，历尽歧曲，凡世之所有，几无不包。且出以浅言絮语，口吻心情，各如其人，醒世之书也。稿流传归淮家，待梓。”这是关于《歧路灯》手稿的惟一记载。 
　　李绿园的四个儿子中，数老二李遽的科名和仕途最为得志。他自32岁中进土后，仕宦三十余年，历任吏部主事、江南道御史、工科给事中、江西督粮道等职。他致仕归里后虽曾两度讲学于山右书院，但其本质上是个官僚，在他看来属于稗官野史之流的《歧路灯》是不足刊刻的。其子李于潢是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但性情疏狂，喜酒嗜赌，家业败落，41岁时暴死于酒。

李绿园以淑世心肠写下了《歧路灯》，希望后辈子孙不要堕落，但封建家庭的衰败、地主阶级财富的再分配，是不依他的良好愿望而改变的。世情正像李绿园在《家训谆言》中感慨的那样：“那一家子孙敢言与天地不朽？”“他若常享丰厚，那些谨守正道、甘淡薄、受辛苦的子孙，该常常挑担荷锄，嚼糠吃菜乎？天道无亲，必不然矣！” 
　　然而，杨淮也终未能够将《歧路灯》付梓，一部近七十万言的巨著，在刻书业并不发达的河南要靠一人 之力去完成，谈何容易！在杨淮之后，《歧路灯》的手稿不知下落。后来河南现代著名的诗人徐玉诺先生在1928年曾亲自到杨家寻求。但杨家后世凋零，“只留三世孀妇，与世绝缘，无法搜求。杨庄频遭兵火，玉碎 

瓦中，正不可料。”（徐玉诺《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徐先生却不知手稿就在宝丰县曹镇宋寨村李 
绿园七世孙李春林手上。 
　　民国初年，在宝丰又有一人打算印行《歧路灯》。他就是清末拔贡、曾执教宝丰宋寨鱼山寺小学堂的郝 
延寅。他曾先将《李绿园先生家训》交鲁山新民石印局印出。在卷首有他撰写的《李绿园先生传》及附识， 
文中说：“所著《歧路灯》一书，虽属小说，于世道人心确有稗益，仍拟多邀同志印行，以饷社会。”但这 
一愿望仍然未能实现。到1924年，由热心读者张青莲、杨懋生、李仙园、寇谨斋、李献廷等人发动多人捐资，才在洛阳东街清义堂石印出版了杨懋生家藏的105回本的《歧路灯》。之后，杨懋生又将这一抄本交上海明善书局出版。蔡振坤在这部1937年出版的四号铅字排印本《歧路灯》的《发刊词》中说：民国25年夏，杨懋生再次集资，以家藏抄本寄给他，认定排印800部。 
    盖出版后，甫及年余，芦沟桥事变，戎马倥偬，无暇及此，冯先生（冯友兰）恐其泯灭，委给栾星先生，先生果以鼎力校刊，于1980年由中州书画社排印出版。

民国初年，在宝丰又有一人打算印行《歧路灯》。他就是清末拔贡、曾执教宝丰宋寨鱼山寺小学堂的郝延寅。他曾先将《李绿园先生家训》交鲁山新民石印局印出。在卷首有他撰写的《李绿园先生传》及附识，文中说： 
   “所著《歧路灯》一书，虽属小说，于世道人心确有稗益，仍拟多邀同志印行，以饷社会。”但这一愿望仍然未能实现。到1924年，由热心读者张青莲、杨懋生、李仙园、寇谨斋、李献廷等人发动多人捐资，才在洛阳东街清义堂石印出版了杨懋生家藏的105回本的《歧路灯》。之后，杨懋生又将这一抄本交上海明善书局出版。蔡振坤在这部1937年出版的四号铅字排印本《歧路灯》的《发刊词》中说：民国25年夏，杨懋生再次集资，以家藏抄本寄给他，认定排印800部。然而，这两种《歧路灯》的刊本均据杨懋生的同一家藏抄本刊印，并没有找更多的抄本加以校勘，错讹很多。真正认真据不同的抄本校勘整理并注释而排印出版的是1927年北京朴社本《歧路灯》。 
    此书由著名的河南籍学者冯友兰校阅、冯沅君标点，这兄妹二人的整理工作堪称珠联壁合。此书的卷首载冯友兰序和另一位著名河南籍学者董作宾的《李绿园传略》。冯序是第一篇详尽、全面、系统评介《歧路灯》的学术文章。1928年1月，郭绍虞在《文学周报》发表了《介绍＜歧路灯＞》一文，同年11月，朱自清在《一般》第六卷发表了《歧路灯》一文，都给予《歧路灯》以很高的评价。由此，这部书引起了海内学者的注意。朴社原拟以四册印齐《歧路灯》，可惜只印出第一本（前26回），就因为资金缺乏，余三册未能印出。最终完成《歧路灯》的整理工作的是栾星先生。 
    栾星（1923～），本名栾汝勋，河南洛阳市孟津县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有明史研究著作多种出版。抗日战争时期就读于河南大学文史学系，后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公开职业为记者、教师等职。出版有诗集《呼唤》。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南省文联任创作部主任。1957年被诬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受监督劳动三年。1962年被安置在河南省图书馆古籍部从事文献整理研究。在这里，他经眼古籍70万卷，发现了《歧路灯》的巨大文献和文学价值。他以10年的时间，使用11部底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完成了《歧路灯》的辑校、标点、注释、整理、研究工作。栾星先生在《歧路灯校本序》中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多次抄家，辛勤罗致并据以校勘的底本，包括《绿园诗钞》残卷，除公藏者外，已大都被送进造纸厂。这部校本原稿，只是由于可作为我的‘厚古’的‘罪证’，而被存人档案室，才幸免于难。” 
    黑白颠倒的日子终于过去了。1980年，中州书画社将栾星校注整理的108回本《歧路灯》排印出版后，此书不胫而走，发行了五十二万多套引起了更多人的研究兴趣，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歧路灯》学术讨论会。在台湾，有六种据此本翻印的版本在流通。《歧路灯》真正走向了广大读者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