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之一；另一部便是谁也知道的《红楼梦》。本书出版以后，有过两篇介绍批评的文字：一是郭绍虞先生的《介绍〈歧路灯〉》，见《文学周报》五卷二十五号；一是《大公报·文学副刊》里的一篇。郭先生所论极为详细；他从各方面估量本书的价值。他的话都很精当，实在是一篇好的文学批评，虽然他只题为“介绍”。我希望读《歧路灯》的人，在读前或读后，都去读一读那篇“介绍”文。 
　　我对于本书的意见，差不多完全与郭先生相同。现在所要说的，只是就他的意见加以引申。因为本书略后于《儒林外史》，而与《红楼梦》同时，郭先生文中便拿这三部小说来相比，我也想用这种办法。先论题材。《歧路灯》的题材，简单地说，只是“败子回头”。但这个败子，本来并非败子，他父亲竭尽心力，原想他成为一个克家的令子；而他自己也时时在理欲交战中。他父亲死了，他结交了“匪类”；因为习染的关系，便让欲将理战胜了。“东扯西捞，果然弄的家败人亡”。后来受够了“贫苦煎熬”，阅历了人世险诈，加以族人，父执，义仆等的规劝，这才“改志换骨”，重新让理将欲战胜了。这个理欲不断的战争和得失，便是本书的教训，或说是理想。原序里所谓彝常伦类间的发明，便是这个；《歧路灯》之名，也便指此。中国近世小说都有一个教训或理想；像《红楼梦》的人生如幻梦，《儒林外史》的讽刺功名热，都是的。这种教训或理想若能渗透在全书内，具体地写出来，使人不觉其为教训或理想，便是高手。这非对于所表达的教训或理想，先有一番真诚的透辟的体味不可。若只是在开篇，结尾，或书中各处，泛泛地抽象地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那是一些影响没有；读者但觉得是讨厌的滥调罢了。《歧路灯》比起《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抽象的理学话确是多些，但作者却仍能一样地将自己的理想渗透于全书内；因为书中理学话究竟也并不太多。冯友兰先生的序里，说此书道学气虽重，但所写大部分是道学的反面，所以不至陈腐。这种对照的取材，正是容易入人的，表达理想的法子。而那些理学话，又都是作者阅历有得之言，说得鞭辟入里，不枝不蔓；虽是抽象的，却不是泛泛的；所以另有一种力量，不至与老生常谈相等。至于我们现在赞同与否，自当别论。 
　　次论结构。《儒林外史》现在虽号为长篇小说，但实在还是杂记小说；因为它是一段一段的零星记载联缀起来的。《红楼梦》在我们知有《歧路灯》以前，确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可惜没有完；高鹗续作，也未能尽如人意。且这书头绪纷繁，不免时有照顾不到之处；因此结构上有松懈的地方。至于《歧路灯》，虽也“记载一家的盛衰”，与《红楼梦》同，如郭先生所说；但节目却少得多。这因书中人物不多之故，检回目可知。人物不多，作者便可从容穿插，使它的情节有机地发展；所以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譬如开卷第一回，“念先泽千里伸孝思，虑后裔一掌寓慈情”，说谭孝移——主人公谭绍闻的父亲——从祥符到丹徒去修家谱，祭祖茔，存问宗族，看见那边子弟都用功读书，回来时便忧虑着自己孩子的教育，这样引起了全书。这一回的题材，与书名一样，实是太迂腐些；看了教人昏昏欲睡。我初读此书，翻阅第一回，觉得没味，便掠在一旁；隔了多日，偶然再翻第二回，却觉得渐入佳境，后来竟至不能释手。本书至今不为人注意，我想它对于读者的第一印象不大好，是一大原因；一定有些人看了书名或翻了前数页，就不愿再看下去。但这一回文字在结构上，却是 极有意义的：它不但很自然地引出全书，并且为后面一个大转机的伏线；末四卷（共二十卷）全由这一回生出。那败子所以能回头，固有其内心上的变化，但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若没有人援引一下，也无从上进的；这个援引的人，便在第一回里伏了根。这样大开大阖而又精细的结构，可以见出作者的笔力和文心。他处处使他的情节自然地有机地发展，不屑用“无巧不成书”的观念甚至于声明，来作他的借口；那是旧小说家常依赖的老套子。所以单论结构，不独《儒林外史》不能和本书相比，就是《红楼梦》，也还较逊一筹；我们可以说，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 
　　次论描写。本书不但能写出各式的人，并且能各如其分。《儒林外史》的描写，有时不免带有滑稽性的夸张，本书似乎没有。本书尤能在同一种人里，写出他们各别的个性；这个至少不比写出各色人容易。如他写娄潜斋，候中肴，惠养明同在谭家做过教读先生，但心地，行止是怎样悬殊！又如谭绍闻，王隆吉，盛希侨都是好人家子弟，质地都是好的，都是浮荡少年；这样的相同，而度量，脾气又是怎样差异！作者阅世甚深，极有描写的才力，可惜并没有尽其所长。他写道学的反面，原只作为映衬之用。他并不要也不肯淋漓尽致或委屈详尽地写出来；所谓“劝百而讽一”，想他是深以为戒的。但是他写得虽简，却能处处扼要，针针见血。这种用几根有力的线条，画出鲜明的轮廓的办法，有时比那些烦琐细腻到使人迷惑的描写，反要直捷些，动人些。但以与《红楼梦》的活泼，《儒林外史》的刻画相比，却到底是不如的；因而熏染的力量也就不及它们了。本书之所以未能行远，这怕也是一个原因吧。至于作者自己，他对于那些描写法，大约实在有些不屑；看原序中痛诋《三国志》，《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四书，便可知道。这原不大高明；可是他的书既从反面取材，终于也就不能不多少运用一些描写的本领了。 
　　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1928年11月22日毕。 《一般》第6卷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