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故里考辩
作者：郭成智 时间：2010-06-10 点击数：
墨子出生何地，故里安在，中国学界历有宋国人、鲁国人、鲁阳人和外国人诸说不一，两千多年无有定论。
1982年，刘蔚华教授于《中州学刊》第四期发表《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为墨翟故里“鲁阳说”提供了新的依据，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为了使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早日“落下户”来，笔者也开始翻阅资料，发现清嘉庆《鲁山县志》载：墨翟鲁山人也。同时还发现墨子在鲁山的一些传说、遗迹，众云鲁山县城西二郎庙乡有“墨翟故里”碑石一方，就是其一。从查考结果看墨翟确属河南鲁山人无疑。
为了论述方便，首先将外国人说和宋国人说作以简要说明。
一、 关于外国人说
1929年，胡怀琛发表《墨子为印度人辩》，认为墨翟是印度之佛徒。他的结论是：“墨翟者，‘墨狄’也。因面黑或衣黑而称‘墨’。因外国人而称‘狄’。”因而“墨翟印度人也。”他还认为“‘兼爱’‘节用’佛学也。‘天志’‘明鬼’佛教也。”“摩顶放踵，秃头赤足之僧装也”。
1935年，卫聚贤在《古史研究》第二集曰：“墨子旧以姓墨名翟，鲁人或宋人，均非。……宋鲁谓其居住地，非其产生地，产生地究为印度或亚（阿）拉伯亦不易定”。他的根据是墨子“色黑”、“鼻高”、“秃头而发不黑”，相貌如外国人。
另有金祖同、陈盛良二君，认为墨翟是阿拉伯回教徒，其根据是墨子著作中，不少句法不是中国人的句法，“有与中国边地民族及外国之句法相近，尤其是回文”（陈盛良《墨子文法的研究》）。因而认定墨子为阿拉伯回教徒。
外国人之说，当时已被方授楚先生驳得理屈词穷。因为那些说法毫无根据，墨子著作和其它典籍中既无反映，墨子一生活动中又找不到与外国人的任何联系。在那时，一个外国人，能身居异国“苦而为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却又有如此深刻、如此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又与那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民情、世俗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都是不可能的。
二、 关于宋国人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有“墨翟，宋之大夫。”《隋书：经籍志》载：“《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汉书.艺文志》载：“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等。其实《史记》、《隋书》、《汉书》都说的是“宋大夫”，范文澜也只把“宋人”当其一说。再则，墨子于宋的活动较多，误以为宋国人者，不足为怪。但墨子公输篇载，墨子到楚国说服楚王不要功宋之后曰：“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纳也。”既然墨子是宋国人，为什么墨子从楚国回来不说是回宋或返宋，而要说过宋。难怪梁启超不但不认为墨翟是宋国人，而连在宋国当大夫也不承认。他说：“查本书中，绝无经仕宋的痕迹。……墨子曾说：‘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贵义》篇）。当时的宋国，就会行其道听其义吗？墨子是言行一致的人，如何肯立宋之朝？所以我想：墨子始终是个平民，没有做过官的。”笔者为探究墨子宋人说的依据，曾专程到古宋国遗地，今河南商丘一带，寻找墨子的遗迹。但民间不曾有任何流传，也未见地方志书有任何记载，可见宋人之说是没有依据的。
现在讨论鲁国说和鲁阳说。
研究这两说，是考清墨翟故里的关键。因为鲁国与鲁阳，同是一个“鲁”字。尤其是鲁国说，影响甚大。因而首先靠清鲁国说，就成了关键的关键了。
閒持鲁国说者，孙诒让是其代表，在他颇有影响的《墨子闲（注：闲——门字里一个月字，念闲，）诂》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国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鲁问》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为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国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墨子为鲁国人之确证。”他还说：“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
孙诒让说的鲁国人，即是鲁国人，他说的毕武即毕沅和武亿是也，因为毕沅和武亿为鲁阳说者。毕沅据《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篇，以墨道闻也”的记载，在其《墨子注.序》中认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四境，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武亿篡清嘉庆《鲁山县志》云：“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国名记》：“鲁，汝之鲁山县，非兖（奄）地。”看来毕武不但考察了诸说中的“鲁”，而且考察了鲁与四境的关系位置以及鲁为何属，是较为细密的，而孙氏却完全抛开鲁阳（西鲁）之鲁，而仅就鲁国之鲁（东鲁）自圆其说，实为牵强。
关于东鲁与西鲁的关系，刘蔚华论述的很清楚，本文再就河南鲁山县的名称演变作些说明。河南鲁山早于夏朝就称为鲁县，尧之裔孙刘累迁鲁县后，就把原鲁山故城邱公城（现鲁山县城西三十里之邱公城遗址）改称鲁阳。经周初、春秋、战国至秦一直称鲁阳，汉以后称鲁阳县。《汉书.郡国志.南阳郡》载：“鲁阳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竹书纪年》云：“帝孔甲七年，刘累迁于鲁阳。”《春秋分纪》云：“在夏为鲁县，刘累迁于此。”
在山东曲阜一带称奄，周成王“践奄”再封伯禽为鲁公才称鲁。《书经.蔡中之命》：“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据刘蔚华考证：“周武王克商后，曾进行过一次不大的分封，伯禽代周公首先就封于鲁山地区，称鲁侯。武王死后，武庚勾结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徐戎淮夷也起而暴乱，经过周公东征，成王践奄，才平定了叛乱。“……固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嗥之墟。”（《左传》定公四年）这时称为鲁公。刘文还引《诗经. 鲁颂. 闭宫》：“俾侯于鲁，……乃命鲁公，……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句，说明了伯禽两次受封。从原河南鲁阳迁于山东曲阜的过程。刘蔚华认为：“周公东征后，把商奄改为鲁，实是初封于鲁山在名称上的沿用。”此话说的甚当。
又据今台湾学者柏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载：“鲁国，共三十七君，三十七侯，立国八百六十四年。建都：河南鲁山，山东曲阜。疆域：河南省中部，山东省西部。忘于楚。”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也很明白。
搞清了东鲁与西鲁的关系，即鲁国与鲁阳的关系，就可以看出孙诒让所举“墨子自鲁即齐”，“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自鲁见荆王曰”，“自鲁趋而往，十日夜至郢 ，”“所提到的‘鲁’”，就不一定均指鲁国，很大的可能是指鲁阳。笔者查遍墨子著作，从不见言鲁国者，看来孙氏的论断是缺少依据的。
下面就依据以上之说和其它鲁国说者之论点，考辩于后。
一、 关于“自鲁趋而往，十日夜至郢”
《淮南子.修务训》载：“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荆王。”
鲁国距当时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按地图之直线距离，也有两三千里之遥。在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十日夜至郢是不可能的，何况又是步行。因而刘蔚华认为：如果理解从鲁阳出发，出鲁阳关，经方城或南阳，路程仅及鲁国至郢的三分之一，倒是有可能的。故此，把鲁都认为是鲁国，是有点武断了。
二、 关于“南游于楚”
方授楚在考证墨子故里时，也曾驳斥毕武之说，他说：“按楚人之说，（鲁阳当时属楚）毕沅、武亿均由误解‘吕览’高注（即《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谓鲁人即是楚之鲁阳，而非鲁卫之鲁。考《贵义》篇称：‘墨子南游于楚，’若自楚之鲁阳往，当云游郢，不当云游楚，……其非楚人可知。”就以此认定，墨子不是鲁阳人。笔者认为，这要从两方面来考察。首先是鲁阳地区的隶属沿革。武亿篡清嘉庆《鲁山县志》载：“鲁阳于周，为东都近畿地，春秋时属郑又属楚。”这就是说，鲁阳原为东周的直属地域，后又属郑，在其后又属楚。原来并非楚地。而且鲁阳又是鲁阳文君的封地，是一个独立王国，对楚来说有它很大的独立性。其次，这时的墨子已不仅是个鲁阳人了，而是一个“以天下怀游走四方的学者，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墨派巨子。经常来往于宋国、鲁国、齐国、卫国、楚国等许多地方。”鲁阳虽为故里，但早已是个外乡人了。说他“南游于楚”，不言南游与“郢”，也无不可。
三、 关于“北方贤圣人”和“臣北方之鄙人也”
孙诒让还根据《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和《吕氏春秋•爱类》“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之句，认为墨子“则非楚人明矣。”（孙诒让《墨子传略》）
他认为墨子既是鲁阳人，自然是楚国人，既然他是楚国人，说他是“北方贤圣人”，而不说楚国贤圣人，那墨子就不是楚国人。
笔者认为，这里说的“北方”，同“南游于楚”的含义一样，因为墨子已名显齐、鲁、宋、卫诸国，不仅仅是鲁阳的贤圣人了。又齐、鲁、宋、卫等均国均居楚之北方，说他是“北方贤圣人”，才能显示出墨子的声望、地位和影响。而且北方这一概念，也完全包含了楚之北方，鲁阳就在楚之北境，因而鲁阳文君向楚王介绍墨子是“北方贤圣人是十分确当的。如果说墨子不是楚国鲁阳人，鲁阳文君反而不能说“北方”。如晏子使楚的故事，楚王向大臣们介绍晏婴说：“晏婴齐之善辞者也”，齐在楚之东北方，他为何不言“晏婴是东北方善辞者”呢？正因为晏子非楚国人。
关于“臣北方之鄙人也”一语，过去一些人把“鄙人”理解为墨子自贱的谦词，实际不然。古人把内地称国，边地称鄙，这句话正是说墨子是楚国北方边陲的人。当时鲁阳正处于楚国北方边境，此语也是十分确当的。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云：“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和《墨子.鲁问》：“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皆即此意。
关于公输般、吴虑与墨子为同乡……
张纯一先生还在《墨子鲁人说》中断言：“又‘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鲁问篇）显见墨子居鲁北境，故曰南鄙。曰闻而见之，不甚远故也。”方授楚先生断言：“墨子平时交接者如公输般辈，以鲁人为多，也足为一旁证，然则墨子为鲁人（鲁国人）则铁案如山，不可动摇矣。”（《墨学源流》）
张方二君，把吴虑和公输般当作墨子同乡，而又认定这两人都是鲁国人，因而推断墨翟也是鲁国人。
这种逻辑推理的方法是可用的，然而吴虑、公输般是否是鲁国人，还待考定。《太平广纪》载：“鲁班敦煌人，莫详年代。”《古乐府》云：“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从此看出，公输般与鲁班似乎是两个人。到底公输般是哪方人氏，笔者不敢苟同，虽有认为公输般是鲁国人者，但也无据可考。而河南鲁山却有鲁班的传说和遗迹。
相传当时建筑庙宇，要用今鲁山县赵村南奄窟沱寺（即文殊寺）的古银杏树做庙匾，百姓不忍伐掉此树，经墨翟请了鲁班。鲁班双眉紧锁，绕着树整整转了三天，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两全其美之法，乘星月高挂，亮出绝技，在银杏树正中，竖着锯了一块“中心板”。如今这棵银杏树，历经三千年风雨，仍耸立在奄窟沱寺的遗址上。树围七个人合抱不住，可惜的是，中间仍留有两丈多长指许宽的一条锯缝，令观者叹息。
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不足为据，但谁又能断定公输般是鲁国人而不是鲁阳人呢？
吴虑为何方人氏？武亿篡《鲁山县志》，在集传篇中，名子并列于墨翟之后，已入鲁山籍。但他是否是鲁山人，也待学界稽考，但也不要把他经易地说成鲁国人。
对以上考辩之后，笔者还有几点管见，愿与学界商椎。
一、 墨学不可能产生在儒学渊源地之鲁国
《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话道出了墨学产生的时代、思想背景，也说明了孔墨思想的对立。
考墨子的生卒年代，墨子当生于孔子卒年前后。今史者多称：“或并孔子时，或在其后”，诸说不一，汪中在《墨子序.述学》言：“墨子实为楚惠王同时，……其年与孔子周游列国，儒学之影响已遍及当时的齐、鲁、宋、卫等各地，墨翟青少年时代受其影响当其情理。然墨翟“背周道而用夏政”。鲁是周公之后，周公又为宗法社会之圣人，制礼作乐，建立典章。政治上主张“克己复礼”，遵守周朝传统的贵族等级制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提出“正名”，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与墨子“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等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因而中国第二大儒孟子怒气冲冲地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尽管墨子时代孔子已经作古，然孔子门徒“有名七十二贤，无名者三千”，至墨翟时，孔子的再传弟子不知该有多少。从此可知，墨学不可能产生在礼仪之邦的鲁国，而产生于僻远的近夏之域的鲁阳倒是可能的。看来墨翟当属鲁阳人颇为近理。
二、 墨翟为何与鲁国政府关系殊少
从墨子的著作中，墨翟与鲁国政府关系甚少，而与宋、楚关系为多。与宋之关系者，多言墨翟为宋大夫之故，而与楚之关系当何解释？“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至于郢。”“子墨子游耕柱于楚”。墨子“南游于楚”，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特别与鲁阳文君接触和问答更多。鲁阳文君是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为楚王之重臣，又是楚之封国的国君。他又极力将墨子荐于惠王：“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看来他与鲁阳文君的关系太密切了，而恰不多见与鲁国国君之交往，是否也可从此推知他是鲁阳人呢？
三、 关于墨翟故里的传说
鲁山县赵村一带群众，流传说，此地有“墨翟故里”石碑一方。当地群众言：“墨翟故里”石碑，在民国时期修上汤温泉浴池时铺入水中。尽管此碑没有找到，然在偏僻的山区，群众竟有此传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另外毗连赵村乡的二郎庙乡群众流传说：墨子是鲁山庆云乡人（原庆云乡含有赵村和二郎庙乡一带），还说墨子家旁边有个莲花池，池水是黑色的，后墨子家改姓为黑，这是从何说起，也值得探究。而恰不见墨子在山东曲阜一带的传说。刘蔚华教授在给笔者的信中说：“我曾在曲阜一带寻觅过墨子的遗迹，一无所获，连后人追忆的遗存也没发现，地方志书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又是为什么？曲阜曾是他长时间工作过的地方。他却在那里“一无所获”，可见墨子非鲁国人，而是鲁阳人是很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