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上旬，山东大学与中共滕州市委在滕州召开墨子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会议。滕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滕州宣传》出了《首届墨子学术研讨会专辑》。在此之前，滕州市还为墨子树碑塑像，建馆筑亭。山东大学与滕州市的做法，必将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是值得称赞和庆贺的。但对墨子是滕州人这一新论却不敢苟同。尤其对《墨子怎么又成了鲁阳人呢》（见《滕州宣传》1991年第4期）一文深感疑惑不解。似乎墨子原是滕州人，是今天谁把墨子抢到鲁阳去了。那么墨子到底是先由滕州人而被谁抢到鲁阳去了，还是鲁阳人而被错认为鲁国人，今天又被强拉到滕州去的呢？这是一个史学问题，必须把它搞清。
一、 墨子本来就是鲁阳人，而不是鲁国人
这个问题可由以下两个事实证明。
首先，在毕沅、武亿以前没有一个人真正考察过墨子里籍，没有一个人确切地指出墨子是何方人氏，墨子为鲁阳人（今河南鲁山县人）是毕沅和武亿实地考察后的结论。
秦汉大一统的建立，墨家便被大一统的儒家思想所扼杀，董仲舒一计“天人三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被称为“显学”的墨学，成了异端邪说，一代圣人也成了罪人。其后，墨子便没有了声息。在西汉太史公作《史记》时，虽去墨子仅仅三百年，但墨子就已生卒不明，里籍无考了。司马迁只好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含混其词地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此，墨子只落得个“宋大夫”，究竟何方人氏，已成为历史悬案。
历史大约又前进了三百年，东汉学者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在《当染》篇云：“墨子名翟，鲁人，作书七十二篇”。在《慎大览》篇云：“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二篇，以墨道闻也。”这时的高诱才明确的指出，墨子为“鲁人”。但这个“鲁”到底是东鲁（曲阜）还是西鲁（鲁阳），他仍没说清楚。
历史又走过了漫长的一千五百多年，到了清代中期的乾嘉年代。由于西学东渐，外国科学逐渐传入中国，不少门类又与墨学的内容相合，才引起一些学者研究墨学的兴趣。加之当时残酷的文字狱，不少学者不敢触及现实，只好在故纸堆里做学问，与是湮没了两千年的墨学，开始了一个复兴时期。但是墨子到底是哪里人氏，仍无人去理会。到了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曾任翰林学院修撰和河南、山东巡抚及湖广总督的毕沅，根据《吕氏春秋》高诱注，在《墨子注》中认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破天荒第一次给墨子定了里籍，而且说的清楚明白，毫不含糊。从此墨子有了家乡住处，不是鲁国（曲阜）人，也不是滕州人，而是楚国鲁阳人，即今河南鲁山县人。
又过了十多年，到了 公元1796年（清嘉庆元年），清代方志学家、考据家、曾任山东博山县（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知县的河南偃师人武亿（祖籍山东聊城），在他主篡的《鲁山县志》和《跋墨子》中写道：“墨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单举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国名纪》：‘鲁，汝之鲁山县。’非兖地”（曲阜属兖州）。并把墨子写进《鲁山县志》集传篇之首，正式落入鲁山户籍。
从以上事实看出，墨子从来不是鲁国人，而是完完全全的鲁阳人。至于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提到的两汉时的《淮南子》“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和《盐铁论》“齐国儒墨，缙绅之徒”。如果说“鲁”是指墨子，那么“齐”是指谁呢？难道是孔子吗？至于有关宋人的种种说法，已早被历代学人所否定，故不足多论。
那么墨子后来怎么又被说成了鲁国（即山东曲阜）人呢？这也是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1893年（光绪十九年），清末学者孙诒让《墨子闲诂》成稿，在《墨子传略》中，他根据墨子出游多起于“鲁”和《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想当然地认为墨子不是鲁阳人，而是鲁国人（山东曲阜人）。他说：“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十日十夜至于郢 ’，并墨子为鲁人之确证”。他还说：“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这时，毕沅和武亿早已成了古人，自然不能和他争辩，于是鲁国说才误传于世。
到了民国时期，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广泛传入中国，墨家的平等思想与民主意识以及他的科学学说正迎合了当时的思潮。于是墨学研究又盛行起来。在诸说纷纭中，墨子差一点又被胡怀琛、卫聚贤、金祖同、陈盛良诸君，说成是外国人。
历史又前进了半个世纪，到了1982年，原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蔚华教授，于《中州学刊》（4期）发表《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鲁阳说再次提起，并提起大量新的佐证，引起学界广泛重视。1990年，笔者根据前人的考证，也成《墨翟故里考辩》一文（见1990年《中州学刊》第5期）。曲阜说已无法立脚，于是又产生了“滕州说”的新论。
从以上事实，清楚地看出，墨子是先在鲁山落户的。《鲁山县志》首先写上了墨翟的大名。而山东省历代修了那么多志书，却竟然没有墨子的名字，就连新成的《滕州市志》（稿）也没有写墨子一个字，后来才按张知寒先生的意见写了进去，墨子一下变成滕州人怎不令学界吃惊？
二、 墨子自称和当面旁称都是鲁阳（楚）人，而从未称是鲁国人
《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吕氏春秋.爱类》载“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前者是鲁阳文君当面把墨子向楚王自我介绍。这是绝对可靠的，本是墨子鲁阳人的铁证，但孙诒让反把此作为否定墨子为鲁阳人的证据。他认为墨子既是鲁阳人，自然是楚国人（当时鲁阳属楚），说墨子自我介绍也说：“臣北方之鄙人也”。既然自己也言“北方”，当然墨子还不是楚国鲁阳人，所以他斥“毕武说殊谬”。对孙诒让这种错误的妄断后人是应当修正的，但直到今日，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仍把此作为否定墨子为鲁阳人的根据。
“南方”、“北方”这一概念，只能在一个国度里使用，这本来是古今中外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我们今天说某人是“南方”人或“北方”人，这个人一定得是个中国人。如果说这个人是外国人，是绝然不能使用“南方”或“北方”这个概念的。假设一位俄罗斯朋友，他确实家居北方，但我们不能说他是北方人，只能说他是俄罗斯人，因为他超出了中国的国度。鲁阳文君向楚王介绍和墨子自我介绍，都说是“北方贤圣人”和“北方之鄙人也”，这个“北方”当然是指楚国的北部，断然不是指楚国以外的北方他国，这是十分清楚的。如晏子使楚这个故事，楚王向大臣们介绍晏婴时说：“晏婴齐之善辞者也。”齐国在楚国的东北方，他为什么不说“晏婴东北方之善辞者也”呢？正因为晏子非楚国人。如果墨子是鲁国人，鲁阳文君应说“墨子鲁国贤圣人”，他自我介绍也应说“臣鲁国人也”，是绝然不会说是“北方”人的。
另外，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又把梁启超等人的话也搬了出来：“‘墨子南游于楚’，若自楚之鲁阳往，当云游郢，不当云游楚”。（见梁启超《墨子学案》、方授楚《墨学源流》）还有墨子书中记载的“北之齐”、“南有陈蔡”、“东方有莒国”和《淮南子.修务训》“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以及墨子每次出游出发地和所指方位，而认为墨子不是鲁阳人，而是鲁国人。
对于以上问题，应当这样来认识。
首先墨子每次云游起于何地，决定于他当时所在的地方，不一定每次都从他的家乡出发。“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他为了止战息兵，兴天下之利，云游四方，席无暇暖，终日奔波不休。他可能今天从宋国出发，明日从鲁国起程，后天又从齐国上路。怎么能以此断言墨子是那里人，不是那里人呢？何况鲁阳与鲁国都是一个“鲁”字，即是从“鲁”出发，也不能断定是鲁国，为什么不可能是鲁阳呢？刘蔚华教授说的好：“‘南游使卫’，卫国在鲁阳之北，鲁国之西，说明这次南游可能是从北燕出发的，能否由此推断出墨子是燕国人呢”（《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
《墨子》中谈到的各地方向位置，如“东方有莒国”，莒国确实在鲁国之东，但也是在鲁阳之东。而陈蔡却是在鲁国的西南，而在鲁阳之东南。对鲁阳说“东方有莒国”、“南有陈蔡”也是可以的。即便不是如此，这也不能成为墨子鲁国人的证据。因为说各地的方位时，决定一个人当时所在的位置。犹如今天一个北京人来到了武汉，他在谈到了郑州的方位时，自然说“北有郑州”，绝然不会说“南有郑州”。尽管他是北京人，这时他却是在武汉，只能以武汉的位置而言。如果他硬说“南有郑州”，别人一定以为他迷失了方向，或者神经出了毛病。
关于“南游于楚”，而不言“南游于郢”，这要搞清一个历史事实。鲁阳在西周时属应国，于春秋前期属郑国，到楚文王十二年（前678年），楚北进占领了鲁阳。实际方城以外，包括鲁阳的广大地区，一直是楚国的军事占领区，用今天的话说，这里只是楚国的“殖民地”。长时间楚国都未把这里作为他的本土。鲁阳封给鲁阳文君以后，鲁阳又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当然说墨子“南游于楚”，不言“南游于郢”是完全可以的。
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还提出：“《墨子.鲁问》载墨子与鲁阳文君答问者再，假若墨子不是鲁国人，何不说游于鲁见鲁君呢？”对这个问题，《墨子》中讲的已经很清楚了。《鲁问》篇中墨子与鲁阳文君对话有四次，《耕柱》篇与鲁阳文君对话有二次，而与鲁国君对话只有两次。在与鲁阳文君的六次对话中，也没有一次说过“墨子游于鲁阳而见鲁阳文君”这话，这不也是墨子鲁阳人的证据吗？至于张、徐二位先生说的鲁君谓子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这次对话本来就是墨子与鲁国君的对话，不是与鲁阳文君的对话。不过这既不能成为墨子为鲁国人的确证，也不是滕州人的根据。
从以上事实，笔者试想：鲁阳文君公孙宽，只是一个小小县公，楚王之所以把他封在鲁阳，只不过是为了要他守住从郑国人手里夺来的那一方土地。然而墨子与这一方小首领，却关系非常，犹如故旧。仅《墨子》中记载，他们就有六次对话，商讨天下大事。而且鲁阳文君还亲自把墨子推荐给楚惠王：“墨子北方贤圣人”。要惠王重任墨子，只是墨子不受而去。而鲁国国君则是堂堂大国之君，墨子却与之关系殊少，《墨子》中记载他们对话和交往仅有两次。仅就此，我们说墨子是鲁阳人，就比说墨子是鲁国人，更令人可信。
三、 在山东考察过的学者，都认为墨子是鲁阳人，而否定墨子是鲁国人
这里有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凡主鲁阳说的学者，都到过山东，并在山东生活和考察过。过去笔者就曾想：毕沅如何敢下断言“鲁即鲁阳”，认定墨子是鲁阳人？武亿哪来斗胆，敢于把墨子写进《鲁山县志》？刘蔚华是何居心，要把墨子推出山东？后来，笔者才惊奇地发现，他们三人都在山东生活和工作过，刘蔚华至今还生活在那里。而且他们三人中有两位又在河南生活并做过大量考据和调查。
毕沅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经学家及方志学家，乾隆二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曾授翰林学院修撰、左庶子。此后任陕西、河南、山东巡抚和湖广总督。他极力重视篡修志书，每到一地，均倡导修志，调查研究。对名胜古迹、经典文字，善于考据。尤喜邀集名人学士，谈史论文，著书立说。他先后编著有《续资治通鉴》、《经典文字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中州金石记》等。并主持篡修了《西安府志》、《朝邑县志》、《湖北通志》等志书。此外还著有《关中胜迹图记》、《校正三辅黄图》，还辑有《晋书地道记》、《太康三年地志》等。据毕沅家乡今江苏省太仓县志总编室收集的资料表明，毕沅在任河南、山东巡抚时，每当外出巡视，凡遇名胜古迹，都要下车踏勘，瞻拜咨访，详细记录，绘制图形，认真考证，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工作。他之所以敢于断定“吕览高注”，说“鲁即鲁阳”，是占据着大量第一手资料的。
第一个把墨子写进《鲁山县志》为墨子在河南省鲁山县落户的武亿是清乾隆进士、清代方志学家、考据学家。武亿善治经史，精于金石文字之学，极为重视名胜、山川、遗迹、人物、史事的考据。著有《经读考异》、《群经义证》、《偃师金石记》、《授堂诗抄》等。在他任博山知县时，就创办范泉书院，亲自讲授，闲暇之余，寻古探胜，多方考察。后因得罪和（王申），被劾罢官。而后在济南讲学、著述，三年后返回河南。并被邀请撰修《鲁山县志》、《宝丰县志》、《陕县志》、《安阳县志》和《偃师县志》五部志书。他主修的嘉庆《鲁山县志》全书二十六卷，四十万字，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文字简明，体例完备。对鲁山县的山川、关隘、户籍、物产、历史、人物、胜迹、金石、经籍，记载详细，考证认真。对有争议的史事，广征博引，汇其百家，断以己见。他敢于把墨子落户鲁山，是有充分的根据的。他和毕沅都是清代考据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考证是具有权威性的、可靠的，而孙诒让否定毕武的结论却是毫无根据的。孙诒让自己说：“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看来他是坐在书斋里，从“古书”中考证的，当然要出错误。
关于刘蔚华教授，笔者还不知他的经历，从他与笔者的通信中，知他是一位十分严肃，十分认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学者。他说：“我曾在曲阜一带寻觅过墨子鲁人的遗迹，一无所获，连后人追忆的遗存也没发现，地方志书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墨子生活于战国初期，去孔子未久，能提出那样一套否定儒学的主张，不大可能是东鲁的产物。鲁之名溯其源又来自鲁山封给周公，因此断定墨子是西鲁之人……”。
正因为如此，刘蔚华先生《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的文章，受到了冯友兰先生的高度赞赏。1982年刘蔚华教授的文章在《中州学刊》发表以后，《中州学刊》的徐仪明同志去北京看望冯先生（冯先生系《中州学刊》顾问）。冯先生对徐仪明同志说：“请给刘蔚华同志捎个信儿，我赞成他的观点。长期以来的历史悬案，刘蔚华算基本把它说清楚了，希望你们和刘蔚华同志继续把它研究下去。”这个信儿不知是否捎给了刘先生，可惜冯先生已经作古了。
另据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载，墨子亡于楚国。李永先先生在《也谈墨子里籍所在》（《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90年8期）中也说：“墨子晚年客居鲁阳，还可能死于此地。”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人到晚年，即是迢迢万里，也要“落叶归根”。墨子活了八十多岁，大约卒于周安王中期的公元前393年。如果楚不是他的故土，他岂能在垂暮之秋，再从鲁国不远千里来到楚国，而做游魂外鬼呢？再则，至今鲁山仍有大量墨子遗迹与传说，墨子绝非是“客居”鲁阳，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鲁阳人也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