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沈诸梁、鲁阳公公孙宽、墨学创始人墨翟同时春秋战国之际楚国杰出的人才。沈诸梁终生任叶尹公孙宽封于鲁阳，墨翟故里在鲁阳。叶（今叶县旧县乡）、鲁阳（今鲁山县昭平台水库中邱公城遗址）又都在今平顶山境域之内。叶公、鲁阳公、墨子关系如何？这是学术界尚未研究过的问题。本文试做点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            叶公沈诸梁与鲁阳公公孙宽的关系

叶公沈诸梁是楚昭王前期左司马沈尹戌的儿子。沈尹戌是楚庄王的曾孙。从《左传》看沈诸梁在楚国政坛上的活动开始于楚昭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1年），“夏，既灭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为一夕之期，袭梁及霍”。楚惠王十年（公元前479年）以方城之外的军事力量入郢评定白公胜之乱，兼令尹、司马二职，达到高峰。终于楚惠王十三年（公元前476年），“秋，楚沈诸梁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

鲁阳公公孙宽是楚惠王早期司马子期的儿子，因封于鲁阳，故称鲁阳公。司马子期是楚平王的儿子，楚昭王的庶兄。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楚柏举之役，楚败，吴军攻入郢都，子期保护昭王避难于随。舍生忘死，与随人盟誓，求得庇护。次年又配合秦国援军大败吴国，使楚昭王得以还都。公元前489年，昭王救陈，病逝于城父（今宝丰县李庄乡）。子期参与谋划，“潜师闭途”，迎立昭王之子熊章为惠王。惠王立，子期出任司马。惠王四年（公元前485年），子期率师伐陈。九年（公元前480年）伐吴。十年（公元前479年）秋七月，白公胜发动叛乱，杀令尹子西、司马子期于朝，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不终！’抉豫章以杀人而死”。公孙宽出身于司马子期这样的忠贞贤良之门，在个人品格上受父亲的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从世系辈分上看，叶公沈诸梁与鲁阳公公孙宽同为楚庄王的玄孙辈，但若从年龄和从政资格的上说，叶公沈诸梁起码与鲁阳公公孙宽的父亲子期相当，甚至还要年长于司马子期，政治成熟程度也优于司马子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司马子期的哥哥令尹子西召王孙胜回国为白公并来令其继己为令尹、叶公据理阻止一事看出来。叶公说：“不可。其为人也，展而不信，爱而不仁，诈而不知，毅而不勇，智而不衷，周而不淑。复言而不谋身，展也；爱而不谋长，不仁也；以谋盖人，诈也；强忍犯义，毅也；直而不顾，不衷也；周言弃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华而不实者也，将焉用之？彼其父为戮于楚，其心又狷而不洁。若其狷也，不忘旧恩，而不以洁悛德，思报怨而已。则其爱人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复之；其诈也，足以谋之；其直也，足以帅之；其周也，足以盖之；其不洁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义，蔑不克矣。夫造胜之怨者，皆不在矣。若来而无宠，速其怒也；若其宠之，毅贪无厌，既能得人，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长之，思旧怨而修其心，旬国有衅，必不居矣。非子职之，其谁乎？彼将思旧怨，而欲大宠，动而得人，怨而有术。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爱子与司马，故不敢不言。”对于召任王孙胜一事，史书没有留下司马子期的态度，但从“余爱子与司马故不敢不言”看，司马子期与令尹子西所取观点是一致的。叶公对王孙胜本质的分析可谓是入木三分，非政治阅历极丰富的人不能言。可惜子西、子期不以叶公之言为然，而后来的事实，均在一个的意料之中，王孙胜回楚国为白公，酿成“白公胜之乱”，子西、子期被杀，“叶公闻之，曰：‘吾怨其弃吾言，而德其治楚国，吾不义。’”看问题是极客观的。叶公平叛成功，拥楚惠王复位，再造楚国。填补政治真空的责任当然就落到了叶公的头上，所以有“沈诸梁兼二事”之事。“二事”即令尹、司马二职。这在楚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谓、有怨者楚但叶公并不欲据此位,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个主要因素是年事已高。据史料推测，此时的叶公年龄当在七十五岁以上，而子西、子期被杀时的年龄应在六十岁左右，子期之子公孙宽的年龄估计不低于三十五岁。所以到第二年，即楚惠王十一年（公元前478年），楚国国内“既宁”，对外又取得灭陈胜利之后，沈诸梁与楚惠王研究选拔政治继承人问题。楚惠王有意令弟子良出任令尹，沈诸梁经周密观察和慎重考虑，认为子良政治上不很可靠，最后确定以子西的儿子公孙宁为令尹。史书没有留下选择司马一职人选的情况，但可能与令尹人选的确定相类似，有点曲折，不过最终结果最按叶公的意见让子期的儿子公孙宽接任了司马。叶公把令尹一职让位于子西儿子公孙宁；把司马一职让位于子期的儿子公孙宽，自己重返叶邑，仍做叶公，安度晚年。在楚国像叶公这样高风亮节把令尹、司马的职位让于年轻人，也是没有先例的。

    公孙宽之登上政坛，是叶公高风亮节主动推荐和让贤的结果。叶公不仅能主动让贤，而且做到了扶上马送一程。《左传》所载叶公最后一次出征“伐东夷”、“盟于敖”就属于这种性质的举措，因为此前数月“楚公子庆、公孙宽追越师，至冥，不及乃还”的事情发生。不仅如此，叶公功成身退、知雄守雌的理念对公孙宽的思想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若干年后，当楚惠王要封公孙宽战略要地梁邑的时候，公孙宽从常思量，退而求其次，要了鲁阳。《国语》对此作了记载：“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文子辞，曰：‘梁险而在境，惧逼，逼则贰。夫盈而不逼，憾而不贰者，臣能自寿，不知其他，纵臣而得全其首领以没，惧子孙之以梁之险，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孙，施及楚国，敢不从子。’与之鲁阳。”公孙宽遂为鲁阳公。

叶公沈诸梁与鲁阳公公孙宽的关系可以说是老一辈政治家间关怀培养年轻一代政治家的关系。叶公沈诸梁为国选贤，言传身教，思想引导，对鲁阳公公孙宽的成长、成熟产生了极为有益的促进作用。

二、鲁阳公公孙宽与墨学创始人墨翟的关系

公孙宽于楚惠王十一年（公元前478年）接任司马一职，十三年（公元前476年）“春，越人侵楚。夏，楚公子庆、公孙宽追越师，至冥，不及，乃还”。其后史书缺载，不知情况如何？《左传》载公孙宁获封于析，惠王十年（公元前479年）巴人伐楚，楚公孙宁大败巴师之日。以此推之，公孙宽获鲁阳应该在其任司马期间“追越师至冥”之后。从上所引公孙宽获封鲁阳时与惠王一番对话的语气判断，其年龄当在四十左右。“追越师至冥”的时间与此大致吻合。鲁阳公的后半生曾谋划伐郑。《墨子·鲁问》载鲁阳公语：“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君，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郑人三弑其君指公元前455年弑哀公，公元前423年弑幽公，公元前369年弑濡公，与鲁阳公的年龄不合。“三世”弑其君，天诛才使其“三年不全”，未免太轻了点。我认为“三世”二字为衍文。按前推算，楚惠王十一年（公元前489年）公孙宽接任司马一职时年龄不低于三十五岁，那么到郑哀公被杀的公元前455年，公孙宽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这样的年龄还有足够的精力谋划伐郑事宜。应当说鲁阳公也是一个高寿之人，他的晚年极有可能像叶公一样辞去了司马之职，退居鲁阳。

墨翟籍贯，史书没明确记载。清代乾嘉考据大家毕沅、武亿考证为楚国鲁阳邑人。其后虽有学着不同意这种观点，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使墨子里籍楚国鲁阳说的论据越来越充分。墨子的生卒年，史书也无记载。学术界虽有多种说法，我认为吴毓江《墨子校注》所附《墨子年世考》的考定更符合实际。吴氏二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从大学时代开始于着手对《墨子》进行研究，积二十年之功，撰成《墨子校注》十五卷。吴氏考证墨子生于楚惠王元年（公元前488年）至十年（公元前479年）之间，卒于楚声王六年（公元前402年）前后，享年八十左右。也就是说，鲁阳公比墨子年长二十岁至三十五岁。公孙宽获封鲁阳时，墨子为翩翩少年，鲁阳公谋划伐郑之年，墨子当年不惑，创立起自己的学派，当鲁阳公辞去司马一职退居鲁阳时，墨子年近花甲，思想体系高度完备化。

保存到今天的《墨子》五十三篇中《耕柱》、《鲁问》、《公孟》、《公输》等篇为墨子弟子记录言行所成，是研究墨子身世思想的最可靠材料。《耕柱》有墨子与鲁阳公对话两则，《鲁问》有六则，是墨子与鲁阳公关系的真实记录。这些对话肯定不会发生在同一时间，而是相当长时间内、多次接触、反复交谈的精髓，但可以肯定基本上是鲁阳公退居鲁阳前后的思想交流。在这些对话中墨子称鲁阳公谓“主君”，口气是很诚敬的。鲁阳公也颇能心平气和地与墨子讨论问题，二者相处是十分平等融洽。讨论的问题涉及对外战争、仁义治国、忠臣识别等方面。篇幅最多的是对外战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墨子反复举例说明“非攻”的道理。《墨子·鲁问》载：“鲁阳文公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鲁阳文君：‘今使鲁阳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若何？’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财货，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亦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君，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岂不悖哉！’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吾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民人，取其狗豕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墨子分析得鞭辟入里，很有说服力。鲁阳公听得仔细，探讨深入，吸纳诚恳。

从而可知，鲁阳公与墨子的关系是以一位对楚国政治有较大影响了力年长封君与一位出生于本土年纪较轻的学者、学派领袖、思想家之间平等相处开诚布公探讨政治得失的关系。通过这样一种关系，墨子力图用自己的理论和主张说服鲁阳公并影响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决策。鲁阳公也积极吸纳墨子的理论观点以丰富自己的政治思并指导自己的政治实践。

三、墨子与叶公的关系

墨子出生时叶公已年当古稀上下，墨子不惑之年思想成熟，建立起自己的学派时，叶公肯定已经作古，所以在叶公生前二人直接接触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但是作为一位注重实际的学者和思想家的墨子肯定十分重视把本国现当代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纳入自己思考和研究的视野。叶公这样一位春秋末年楚国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及问政于孔子、平定白公胜之乱等重大政治活动势必要引起墨子的关注。

事实也正是如此。《墨子·鲁问》中就有墨子与孟山讨论白公胜之乱的记录。叶公问政于孔子更为墨子所重视。公元前489年即楚昭王二十七年，叶公在叶邑接待孔子及其弟子一行，问政于孔子，孔子答：“近者悦，远者来。”这件事受到春秋末到战国年间各主要学派的关注。儒家经典《论语》记载了此事，《尚书大传略说》和《孔子家语》还记载了孔子的学生子贡向孔子求教为什么要答以“近者悦，远者来”。孔子曰：“夫叶之地广而都窄，民有离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来远。’”法家代表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中对此也有论述，称：“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恐叶民有背心而悦之。‘悦近而来远’则是教民怀惠。惠之为政，无功者受赏，而有鼎者免，此法之所以败也。法败而政乱，政乱而民叛，以乱政治叛民，未见其可也。”墨子对此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墨子·耕柱》载：“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也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知告知，以所知告知，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所以对也。”表面上墨子既否定叶公之问，又否定孔子之答。事实上重在指责孔子所答非所问，没有答到根本上。在墨子看来，判定优秀政治的标准为“近者悦，远者来”，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墨子·修身》就指出：“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而来远。”但根本问题是怎样才能使“近者悦，远者来”。墨子认为叶公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何尝不知道“近者悦，远者来”是优秀政治应该达到的境界，他想了解的是怎样才能形成这种局面，而孔子却没有就此阐述出自己的观点。

“尚贤”是墨子的十大政治主张之一。《墨子·尚贤》称：“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颁爵以贵之，袭地以封之，终身不厌。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誉则归之上。是以美誉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将之与楚威王时莫敖子华对叶公的评价“昔者，叶公子高身或于表薄，而财于株国，定白公之祸，宁楚国之事，恢先君以掩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于诸侯。当此之时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叶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必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叶公子高是也”。联系起来看，很难说墨子的“尚贤”观没有受叶公这位贤良政治家政治实践的影响。“非攻”是墨子的又一主要主张。“非攻”即反对战争，特别是侵略战争。我们从昭奚恤对叶公的评价“封疆，谨境界，不侵邻国，邻国亦不侵，叶公子高是也”可以看出，叶公的行事原则对墨子的“非攻”观的形成渗透之深。

可见，墨子与叶公的关系是一代思想家以先辈政治家的实践、政治理念为素材，批判继承，吸取升华，形成自己理论观点的关系。通过这一层关系墨子在借鉴了叶公政治遗产的基础上使自己的思想更加精到和缜密。

楚惠王时代生活于平顶山境域的叶公、鲁阳公、墨子都是楚国的第一流人才。他在政治、军事、思想等方面为楚国的振兴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作了极大的贡献。他们三者以叶公为核心构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叶公在政治上培养了鲁阳公，并把他们推到了楚国政治舞台第一线。思想家墨子从叶公的政治实践中吸取了极其丰富的营养。墨子与鲁阳公的关系是同一代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其发生是以叶公与鲁阳公的关系、墨子与叶公的关系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