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地位

伏牛山地区是华夏民族主要发祥地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伏牛山方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自己的鲜明特色，是伏牛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远古时代的语言状况我们已经无法具体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其使用的语言具有着不可否认的优势，伏牛山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决定了本地方言也必然与汉语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

在古代典籍中，对于方言描述不多，先秦经典《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虽语焉不详，但至少指出方言自古存在歧异。古籍中对于古代汉语共同语的记载还是比较明确的，我们通过这些典籍中对于共同语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伏牛山方言在汉语共同语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汉语历史记载上最早的共同语是“雅言”，所谓“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言”是当时哪个地区的方言虽无法明确考证，但我们知道，夏商周时期，中华民族的活动中心是在河南一带，以洛阳为标准音的华夏语最有可能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因此《诗经》孔子讲学用的“雅言”，应该并不是鲁国方言，而是当时的中原话。这个猜测可以通过后世文人的相关描述得到印证。秦和西汉定都西安，东汉又迁往洛阳，东汉扬雄的《輏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明确指出当时“通语、凡语”的存在。秦朝时推行“书同文”等文化政策，这就使民族共同语词汇的传播有了政治上支持。扬雄的《方言》就是用“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现在一般认为先秦的雅言和东汉的通语都是以当时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的方言为基础的。

东汉末年之后，战乱不断，灾难深重，黄河流域的人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开始大规模的移民潮。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大乱，大批中原衣冠士族南下，东渡江淮，定鼎南京，中原文化、中原方言也随之深深扎根在南方，中原雅音被中原士族带到了长江中下游，将吴楚旧地的一大片地区变为北方方言区。《魏书·咸阳王禧传》就有关于北魏孝文帝“通胡语，用正音(洛阳话)”的记载。南朝宋齐梁陈都建都于金陵(今南京)，当时金陵话是洛阳话的沿用。后隋炀帝以洛阳为首都，把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全国各地迁徙到洛阳，推广以洛阳为代表的正音和正语。陆法言的《切韵》序中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 对其认为不正的方音进行评论，而唯独对中原音没有批评，因为中原音正是这些学者心中的标准音。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载“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当时在江南做官的大多是中原南下的士族，他们说的是中原话，老百姓说当地方言。这两种方言差别明显，所以“数言可辨”。来自中原的官员和老百姓都说中原话，自然“终日难分”。颜氏认为，天下语音最正者“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洛下指的就是洛阳音，而金陵音则应该是当时由中原迁往金陵的洛阳贵族们的口音。在中原民间，历来也有“南蛮北侉”的说法，而不蛮不侉的应该就是中原音了。

唐代科举时赋诗作文也提出了明确的语音方面的要求，即一定要符合从魏晋南北朝流传下来的《切韵》为语音规范，而《切韵》音系应当是由当时的中原音为主要语音基础的。“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北宋时期中原之音基本定型，今日河南方言与北方官话之所以与大同小异，是历史上北方官话区长期以河南方言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语汇和语法系统而形成的。虽然宋代的《广韵》被认为是一部有综合性质的韵书，代表着公元601年以前若干不同地区的方言。”但人们也承认，《广韵》中“为了保存源于北方的新标准，而在南方得到了发展和修饰的读书音，而北方的传统就是晋都皇室的书生吟咏古典（洛生咏）的读书音。”[1]

金人迁都北京后，河南方言的影响扩大到金人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元朝时出现了中原之音广泛传播的局面。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起例中就称“言语一科，欲作乐府，必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2]可以说明，元代汉民族还是以中原之音为正音的。

元明清三代随着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白话文学作品（元杂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史》、《红楼梦》等）的产生和流传，使北京语音逐步上升到标准音的地位。北京语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标准音地位，汉民族共同语经发展演变，在标准音方面到清代才完成从中原音到北京语音的转变。

因此可以这样说，伏牛山方言一直处于中原话的核心地区，长期以来是汉民族共同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的核心基础方言，在汉语方言的发展的历史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方言自身的历史演变

伏牛山方言在汉语方言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语言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演变的，本身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首先是语言自身沿着自己的发展规律而变化，其次就是外部社会的变化导致语言接触频繁而使语言发生变化。伏牛山地区此处中原腹地，交通便利，战争频仍，人口流动更新十分迅速，伏牛山方言经过了漫长岁月，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历代的战乱除了导致中原汉人大规模南下，同时也有不少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与当地汉族相融合，但是由于中原汉族在文化上的优势，地处南北缓冲地带的伏牛山地区的中原方言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异族统治的太大影响。发展到今天，并没有形成十分复杂的方言差异，内部一致性依然很强。当然，中原话在同化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时，频繁的语言接触也必然导致中原官话上也发生一些变化，例如入声消失，语音系统也不断简化，语音、词汇方面也在不断的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靠拢。现在的伏牛山方言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原官话，与中古时期的《切韵》《广韵》音系，以及近古时期的《中原音韵》相比，不难发现现在的中原官话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原话的原貌。与中古音系相比最主要的差别主要以下几点

（1）声母系统主要是塞音和塞擦音声母有清音送气与不送气之分，没有清音和浊音的对立，声母清浊的对立在《切韵》《广韵》中都存在，而发展到《中原音韵》时期已经消失，“并”母混于“帮”母，即浊音清化。

（2）韵母系统也跟声母系统一样简化了很多。《广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韵母一百五十八类(平上去相承—百〇三类，入声五十五类)，《中原音韵》简化为四十六类，到现在只有三十九个了。

（3）声调的调类也简化到只有四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在《中原音韵》时期就已经基本消失，但口语中方言中还有残留，到现在伏牛山所属方言已经基本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