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绿园创作的长篇小说《歧路灯》，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大致同时问世于清乾隆年间，全书洋洋洒洒60余万言，共108回(栾星校订本)，在当时小说之林可谓独树一帜。但是，此书问世后却命运不济，近200年间都以抄本形式在豫西、豫西南部乡村流传，知者寥寥，并未能引起读者及学术界的注意。直至20世纪20年代，《歧路灯》始有印本出现，并从此才开始有了对其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始，《歧路灯》的研究开始发展起来，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20—30年代，冯友兰、郭绍虞、朱自清、孙楷第等著名学者就对李绿园的生平资料作了初步考证与整理，并肯定了《歧路灯》的价值；60—70年代，栾星致力于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做了较为突出的成绩；80年代，《歧路灯》研究曾形成了一个高潮，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90年代以来，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进一步促进了对《歧路灯》的研究。同时，美国、捷克、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学术界自80年代以来对《歧路灯》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一、20世纪20 —30年代，国内著名学者肯定《歧路灯》的价值，并对李绿园的生平资料作了初步考证与整理，这可以说是《歧路灯》研究工作的发轫时期。

    1918年，蒋瑞藻的《小说考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其卷八著录《吱路灯》一则中引《阙名笔记》说：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120 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这是20世纪最早可以见到的有关《歧路灯》的记载。其所说的“纯从《红楼梦》脱胎”，自然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歧路灯》之所以流传不广，原因也不在于无人为之刊行，更非作者后代零落。但是，这段著录文字至少说明学术界学者已对这部小说发生了兴趣。30年代，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歧路灯》，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亦转录了《小说考证》的材料。  1924年，洛阳清义堂将《歧路灯》石印发行，共105回，有杨懋生序及张青莲的跋，对李绿园及其《歧路灯》作了介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歧路灯》成书以来的第一个印本，在《歧路灯》流传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正如张青莲于跋中所言：“冗务匆匆，未及校勘，仅依原本，未免以讹传讹。”1927年，北京朴社(景山书社)开始排印出版冯友兰、冯沅君兄妹的校点本，可惜只印行了第一册26回，未见下文。朴社排印本前冠有冯友兰写的一篇长序，该序对《歧路灯》的思想内容及艺术上的得失作了全面的评价。冯友兰在序中说：“《歧路灯》的道学气太重，的确是一个大毛病。幸而李绿园在书中所写的，大部分是在上述‘此义’之反面。他那一管道学先生的笔，颇有描写事物的能力，其中并且含有许多刺。” 冯友兰对《歧路灯》所描写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情况的评论是比较公允客观的，冯氏对李绿园小说在语言(尤其是河南方言)运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十分欣赏。同年，冯友兰还辑成《李绿园公诗钞》，朴社排印本前还有董作宾写的《李绿园传略》，对李绿园的生卒年及年谱作了初步考证与整理。冯、董所作的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200年来最早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成果，是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印本的问世，为研究者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于是，学术界开始有研究论文发表，但有价值的专论并不多见。值得注意的有郭绍虞与朱自清的文章。郭绍虞1928年初《文学周报》5卷25号发表了一篇题为《介绍< 歧路灯>》的论文，拿《歧路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作比较，作出的结论是：“《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郭绍虞称赞“李绿园竞能于常谈中述至理，竞能于述至理中使人不觉得是常谈。意清而语不陈，语不陈则意亦不觉得是清庸了。这实是他的难能处，也即是他的成功处。这种成功，全由于他精锐的思路与隽爽的笔性，足以驾驭这沉闷的题材”。朱自清在1928年年底《一般》第6卷第4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歧路灯》的文章，认为《歧路灯》与《红楼梦》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朱自清的观点与郭绍虞大体相同，尤其极为赞赏李绿园《歧路灯》在情节结构上取得的成就，指出“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惟一的真正长篇小说”。 朱自清在文末说：“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此外，有一篇佚名的文章《评(歧路灯)》发表在1928年4月23日《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社会生活描写及语言等，赞扬有加，认为《歧路灯》是一篇难得的写实主义的上乘作品。另外还有徐玉诺，他不仅帮助冯友兰搜集有关李绿园与《歧路灯》的资料，还撰写《(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发表在1928年11月11 半月刊《明天》1卷4期)、《墙角消夏琐记(其一)》(发表在1929年8月14 Et《明天》3卷8期)、《墙角消夏琐记(其二)》(发表在1929年10月16日《明天》2卷10期)等文章，对《歧路灯》与李绿园作了考论，肯定《歧路灯》在无意中深刻攻击八股文先生及孔孟之道。

     他们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对《歧路灯》的一般看法，是20世纪《歧路灯》研究早期的有影响的成果。但是，洛阳清义堂本印数过少，朴社排印本未能完成，在此后的四五十年间，尽管有人对《歧路灯》持有很高的评价，如李敏修于《中州文献汇编·总序》中盛赞《歧路灯》“开近世平民文学之先声” ，但学术界对之作深入、全面的研究的人为数不多，《歧路灯》似有再次面临陷入被埋没的尴尬境地，《歧路灯》研究孤独异常。

     二、20世纪60—70年代。是《歧路灯》的抄本校注和相关资料爬梳整理时期。

    自1963年始，河南社科院学者栾星致力于《歧路灯》抄本的寻访和考究工作，并着力搜集有关李绿园与《歧路灯》的研究资料。栾先生历时十载，于1972年完成了《歧路灯》的校注工作，并辑录成《< 歧路灯>研究资料》一书。由于时代的原因，时至1980年才由中州书画社(现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栾星校注本，首期印行40万册，后又追加印刷12万 ，首次出版印刷数量如此之多在当时是较为罕见的。中州书画社并于1982年出版了《< 歧路灯>研究资料》。栾星以清乾隆末年抄本《歧路灯》为原本，参照他本，校订全书为108回，并作注千余条，于俚语、方言、称谓、名物制度及古人、古籍、历史事件、三教九流等，加以注释，详加考订，颇为精审。《< 歧路灯>研究资料》一书分《李绿园传》、《李绿园诗文辑佚》、《< 歧路灯>旧闻抄》三部分，后有《附录：李绿园(家训谆言)81条》。这部资料性的著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交游、著述以及有关《歧路灯》的研究等多方面的宝贵资料，搜罗完备，编排合理，并且详细注明了出处，受到了广大研究者的欢迎。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出版后，立即在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大陆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台湾的《联合报》，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报刊，纷纷以《埋没200多年的古典白话小说(歧路灯)出版》、《一部被埋没200多年的小说》、《再放光芒的(歧路灯)》、《被誉为(红楼梦)以外又一巨著》等标题加以报道，一些学者纷纷在各类报纸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对《歧路灯》展开热烈讨论。

     三、20世纪80年代，《歧路灯》研究工作全方位展开，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这可谓《歧路灯》研究形成高潮时期。
    20世纪80年代初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文学学会先后在郑州、洛阳与开封召开了三次《歧路灯》学术讨论会，并于1982年编辑出版了第一部《< 歧路灯>论丛》(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84年编辑出版了第二部《< 歧路灯>论丛》(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辑录了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和一些知名学者的文章。从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歧路灯》的研究论文百余篇。这些论文对李绿园的生平思想、《歧路灯》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如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探讨。有学者对小说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作专门研究，也有学者对小说中所反映的清康熙、乾隆时期的开封城市经济、有关戏曲的描写及民俗等作详细的考证。由于李绿园及《歧路灯》作品本身思想及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学者们的研究涉及的范围亦较广，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对《歧路灯》这部长篇巨制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歧路灯》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一部平庸的作品，根本不能与《儒林外史》相提并论；还有人认为《歧路灯》是优秀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与《儒林外史》在伯仲之间；还有较为平和的观点，认为《歧路灯》不及《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一流佳作，应属于二流作品，但还是较为成功的，有其独特的风貌。这个时期张国光的长篇论文《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为代表。文章对《歧路灯》提出了肯定性评价。张文认为《歧路灯》是一部值得借鉴的教育小说，指出李绿园不仅是一位小说家，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极力称赞《歧路灯》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幅风俗画，并且认为《歧路灯》在艺术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人物描写诸方面均取得出色的成就，认为“作者虽然主要是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刻划人物，但有时也不排斥浪漫主义”。作者认为《歧路灯》是一部有较高的思想水平与艺术成就的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暴露当时的魑魅魍魉的丑恶本质的深度方面超过了《红楼梦》。张国光并在文章中说，对《歧路灯》这部“被埋没了200多年的优秀古典小说”，“做父母的似可以一读”，“青年人可以一读”，“治文学史的人，更必需读它”，“因为它确可看做是新发掘出来的一部有价值的古代小说，即使不能与稍后的《红楼梦》并驾齐驱，但也足以使《儒林外史》相形见绌”。 作者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在当时的学术界也是罕见的。也有些学者给予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任访秋在《漫谈(歧路灯)》一文中认为，“假若把《儒林外史》、《红楼梦》列为第一流，那么《歧路灯》就不能不属于第二流。因为不论是思想还是艺术，较之前两书都是大有逊色的”，但对《歧路灯》的成就也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歧路灯》毕竟是一部长篇巨著，作者社会阅历较深，而各方面的知识也比较丰富，所以作者对清代中叶的朝章国政，科场惯例，社会风俗……书中凡涉及到的，无不一丝不苟认真地给以详细的论述与描绘，从而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知识，对于了解18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是有着深刻的意义的。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应该给它以一定的地位的”。范宁的《(歧路灯)读后感》认为，“《歧路灯》整个思想主题是不高明的，人物塑造也不很成功，但记录了l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思想状况，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广阔。读者可以从其中看到封建社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实际上，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观 ，都反映着学术界对《歧路灯》的关注，体现了研究者积极参与《歧路灯》研究工作的热情，于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来说，是一个好的现象。然而，到了80年代后期，这种富于学术气氛的热闹局面日渐归于平静。在这平静的背后却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有一批高校的教授、专家学者展开了对《歧路灯》的研究工作，并有研究的专著出版，《歧路灯》的研究进入了潜流涌动的深入阶段。

    四、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歧路灯》的研究进入潜流涌动的深入时期。
    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在古代小说方面的论著中都涉及《歧路灯》，例如：郭豫适、孙逊、陈美林、杜贵晨、方正耀等一批专家学者都发表文章或在有关著作中对《歧路灯》予以不同程度的关注。一些学者出版了研究专著，有关《歧路灯》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的层面，即进入了潜流涌动的深入时期。杜贵晨教授在1992年出版了第一部研究《歧路灯》的专著一《李绿园与< 歧路灯>》(辽宁教育出版社)，杜著多角度、多侧面地论述了《歧路灯》的成就和不足，并将它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作了比较，分析了各书的异同：虽然最终没有形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术研究热点，但是，却为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歧路灯》提供了参照和更加深入其中的平台。1996年，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出版了台湾学者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一书。全书共分七章，对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事迹、著述及《歧路灯》的流传、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创作艺术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和探讨，资料之翔实，可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歧路灯》研究著作。这是迄今为止在台湾出版的惟一的一部研究《歧路灯》的专著，但是，这部著作在中国大陆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的注意。这可能也与吴著在台湾发行，大陆仅有极少数图书馆有其赠本不无关系。吴著分为：研究《歧路灯》的动机与经过、李绿园评传、《歧路灯》之流传、《歧路灯》之写作背景、内容与思想评述、创作艺术和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地位等七个部分，全面、完整地对李绿园和《歧路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其调查之广，占有资料之多，在今日研究《歧路灯》的学人中堪称首屈一指。这就使吴秀玉女士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一书，不但在资料上有许多新的发掘和补正，而且在宏观把握上更加客观和完整，在研究角度上更加新颖和客观，成为一部功力较深的学术专著。由于作者能广泛搜辑资料(仅参考书目就有274种之多)，汲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使这部著作成为在研究《歧路灯》方面带有总结性的学术专著。尽管由于两岸文学观的差异和作者对大陆古典小说研究全面状况的一些隔膜，书中某些论点有失偏颇，但它仍然是一部值得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者阅读的重要著作。1998年，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出版了吴聪娣的专著《< 歧路灯>研究—— 从< 歧路灯>看清代社会》．作者透过文本对清代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也是一部难得的专著。专著作者从《歧路灯》中发掘出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对照清代的史料与文人笔记，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生动的清代社会生活画卷。该书虽然是学术专著，但深入浅出，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对清代官僚政治、科举教育、商业活动、妇女生活、婚葬礼俗、宗教和戏曲艺术有兴趣的读者，能从书中获得知识与乐趣。1999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生汉的《< 歧路灯>语词汇释》，张著是一部从语言学方面对《歧路灯》作品价值进行探索的专著，对读者理解作品文本和了解河南方言词汇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延年先生，在1998年以《< 歧路灯>研究》作为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并于2002年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 歧路灯>研究》一书。《(歧路灯)研究》资料丰富，内容厚实，对李绿园及其《歧路灯》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探讨了李绿园创作《歧路灯》的主客观原因，对《歧路灯》的主题与思想内涵进行了多层次分析，细致考察了《歧路灯》的美学特征，将《歧路灯》放置在中外小说发展的历史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论证严谨，持论公允，具有创新性与较高的学术价值。并且，李著主要是从文本的发生、教育的角度、美学观照等方面来解读《歧路灯》的，应该说还是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贵晨教授在2O04年第l期《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的《赞两吴女士的< 歧路灯>研究——从我国大陆的< 歧路灯>研究说起》一文，文章对近l0年来《歧路灯》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简单回顾，重点介绍了台湾吴秀玉和新加坡吴聪娣二位女士对《歧路灯》研究的专著情况，并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近百年来，为《歧路灯》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多数还是女性。杜先生还探究了个中原因。他认为，大概是由于《歧路灯》写青少年教育问题的独特题材内容与其诉诸亲子之爱的艺术感召力，而女性学者伟大的母爱精神也应该是她们最愿意接近这部书的原因。他还从人性的观点提出，如果说李绿园的创作起于父爱，而三位女性学者(冯沅君、吴秀玉、吴聪娣)为《歧路灯》所做的研究工作，则是伟大母爱的象征。杜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者反思的、新颖的视角，有其独特的地方。与此同时，新加坡、韩国、美国、加拿大、捷克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学术界对《歧路灯》研究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的学术界，对《歧路灯》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当栾星校注本出版后，似乎台湾与香港地区的热情比大陆高，所给予的评价也几乎是一致的赞扬与肯定。台湾出版界在80年代至少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在当时出版的版本比大陆多。根据国家图书馆网络数据统计情况来看，目前在大陆能够看到的已经出版的《歧路灯》有15个版本，加上在台湾出版的，共有19个版本。版本的归类都不一样，即其主题标目不尽相同，有谓之“百部禁毁小说”者、有谓之“百部古典名著”者、有谓之“传世孤本经典小说”者、有谓之“明清珍本小说”者，可见其归类驳杂，也说明了对其研究和定位，至少目前来看还是不太准确。台湾与香港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观点都比较冷静、平和。如发表于1983年1月13日台湾《中国时报》王孝廉的《< 歧路灯>的再发现与再评价》一文认为，《歧路灯》这部被埋没了200多年的小说是一本相当可读的小说。此外，韩国及台湾地区的研究生，也有人将《歧路灯》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如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生陈翠芬、韩国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生郑在亮，在1986年与1988年先后以《< 歧路灯>研究》作为学位论文，获取硕士学位。郑在亮并将学位论文陆续发表于本国的《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等刊物，引起了韩国学者的兴趣。新加坡、韩国、美国、加拿大和捷克等国学者也曾对《歧路灯》研究予以不同程度的关注。

    纵观20世纪以来《歧路灯》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学术界对《歧路灯》的评价总体上来说是不高的，主要是认为其道学气浓厚，思想陈腐，专于说教，不具备反封建主义的光辉，但对其在反映生活面之广度以及描写方面如人物塑造、语言运用、情节结构等方面的成就，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除了在20年代与80年代曾有过两次《歧路灯》研究的高潮，在90年代以后先后出现五部研究专著外，与《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古代小说的研究相比，《歧路灯》的研究还是沉寂的、孤独的，对其下工夫作一番深入研究的学者比较少，对于《歧路灯》这样一部较高文学、史学价值的长篇巨著来说，这是不太正常的。在对《歧路灯》的总体评价方面，孙逊先生的观点 ，应说《歧路灯》是一部既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同时又有着严重的思想局限，在艺术上则有着较高成就的现实主义巨制。它的思想艺术成就是主要的，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在今天，封建的社会形态早已成为过去，它那些严重的思想局限的毒害性已越来越被冲淡，而它在教育子女方面的积极意义却越来越显示出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把它放在我国小说发展的历史上来考察，应该说它的思想价值要低于《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但是由于它在内容上具有教育意义和认识价值，在艺术上更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其笔力可以和《儒林外史》与《金瓶梅》相媲美，因而把它打成是一部“思想平庸、艺术平平”的作品是不公正的。它是一部虽然在思想艺术成就上次于《红楼梦》、在思想价值上次于《儒林外史》，但却仍不失为我国古代第一流水平的长篇小说。它和《金瓶梅》一样，都带有着严重的历史局限而降临于这个世界：一个是当时进步思潮中的落后因素所带来的局限，一个则是几千年封建正统思想所带来的局限；这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历史局限，尽管这两方面的局限都是严重的，但它们毕竟掩盖不住作品本身的价值。200多年过去了，历经百年孤独，我们看到自1992年以来，杜贵晨教授的第一部《歧路灯》研究专著发表以后，到1996年、1998年、1999年、2002年先后有五部研究专著问世，这是值得学术界欣慰的。并且新加坡、韩国、美国、加拿大和捷克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学者对《歧路灯》也予以关注，这是富有深远意义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来研究李绿园与《歧路灯》，以此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全面深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