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第二小组讨论纪要
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
作为第二组的组长，下面我就本组的讨论情况做一简要总结。
第二小组共有18位学者参与讨论，大家首先对各自提交的会议论文进行了解说，之后又对《歧路灯》的当前及今后的研究思路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讨论热烈而富有成效。我们组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歧路灯》的教育思想
《歧路灯》的教育思想问题是众多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之一，学者们对《歧路灯》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积极的肯定，认为《歧路灯》从谭绍闻的堕落败家入手，生动地展示了社会生活当中影响青少年正常成长的诸多不利因素，从反面诠释了作者“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重要性。
孟繁仁先生将《歧路灯》的教育思想视作是作者李绿园的一种“普世价值”，说“《歧路灯》所描写的故事内容，是人生社会世世代代、千千万万个平民百姓家庭必须永远、共同面对、解决的‘子孙教育’和‘传家继世’基本问题”。“对于当今社会的人民大工业众和千千万万个‘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歧路灯》所描写的故事对于他们更的直接、形象，生动、深刻的启示、借鉴、教育、警诫意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比起《水浒全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优秀古典小说的广泛传播和普及程度，对《歧路灯》的普及、宣传有着无限广阔、深远的空间。”
在《歧路灯》教育思想的讨论过程中，各位学者针对《歧路灯》的“教育小说”的类型定位问题也发表了各自的见解，査洪德先生认为，《歧路灯》定位为“教育小说”并不合适，不仅是“教育小说”的概念界说并不明确，更重要的是《歧路灯》缺少教育小说应有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以及教育目的等方面的描绘。孙振杰先生也指出，小说的定位本来只是学术研究的需要，并不是小说本身应有的属性。因此，对于《歧路灯》，如果“教育小说”的界定不合适的话，我们不妨先搁置起来。因为从宣传的策略上讲，任何的定位，包括既成的定位或倾向性的定位都可能缩小它的受众范围。这些看法，很有新意。
第二、《歧路灯》的文化价值
学者们对《歧路灯》的文化价值也表示了积极的关切。李正学先生从《歧路灯》的曲艺入手，对比了山东、河南两地的文学景观，表达了对河南曲艺的热情。他认为《歧路灯》对中原地区戏曲的展示是生动全面的，很值得我们给予关注。对于研究河南地方曲艺及豫剧的形成发展意义重大。杨波先生从《歧路灯》的文献价值入手，认为李绿园以冷静客观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下层人物的生活状态，细致地描绘了明清时期的典章制度、商业贸易、市井百态、民间习俗等，体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时代特征，可补正史和那些所谓的高雅文学研究领域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张相华先生在文化研究上所作的努力更是叫人称道，他利用业余时间深入乡村搞田野调查，搜集了千余通明清时期的民间民俗碑刻拓片，其中与李绿园相关联的有45通。他还参考其他文献资料，对这些拓片进行初步分类整理。这一工作为从事李绿园《歧路灯》及诸相关领域研究，提供第了一手资料，着实宝贵。
第三、方言研究
《歧路灯》的方言研究也是《歧路灯》研究中的重头戏，我们组的张蔚红先生、从《歧路灯》的句式问题入手，阐释了融合句的问题，张辉博士从方言词“通”入手，进行系统的研究，这都对我们很有启发。
第四、文学艺术研究
杨晓宇、赵焕亭、李振明、刘洪强等先生对《歧路灯》的美学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杨晓宇先生从《歧路灯》与《红楼梦》的故事结果比较切入，论证了这两部作品故事结局的异同。梳理出李绿园与曹雪芹、高鹗两部小说的各自独到之处。并谈了《歧路灯》的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应该加大对《歧路灯》的研究力度，扭转该作品“伟大而不著名”的现状。
赵焕亭博士则是在强调了《歧路灯》的教育价值的同时，全面地肯定了《歧路灯》在叙事艺术上所取得的高超成就。
李振明先生从《歧路灯》文本意义存在与审美存在的互构关系入手，揭示《歧路灯》的审美特质，阐述作品充实之美，崇高之美，及形式美。
刘洪强先生重点分析了《歧路灯》中的人物形象问题，他从夏逢若入手，认为夏逢若是《歧路灯》中刻画得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帮闲形象而是一个市井无赖的形象，其性格稳中有变，是一个与谭绍闻一样误入歧途的青年人。
各位学者在美学的世界里自由徜徉，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有别于教育和文化的别样世界，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最后要重点提到的是张亚新先生，张先生并没有从《歧路灯》入手，而是全面分析了李绿园的诗歌创作，着重指出了李绿园诗歌的艺术价值。认为，绿园的诗歌主要表现在“朴而弥文”、“大力盘礴”与“体验入微”三个方面。他从诗歌创作的语言、技法、思想倾向及意境出发，全面展示并分析了李绿园诗歌创作的特点。开拓了《歧路灯》研究之外的另一研究空间，也为我们研究《歧路灯》提供了新的思路。
总之，小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歧路灯》的认识，碰撞出了许多学术的火花，这将为我们深化《歧路灯》研究提供有力的帮助。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