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山文化圈全国学术研讨会
（文学语言民间艺术分会场会议部分记录）
会议地点：豫达未来大酒店
会议时间：2009年12月3日下午2：30-5：00
主持人：武汉大学教授樊星
阜阳师范学院教授张堂会：我写的论文是关于河南1942年到1943年灾荒历史文学书写的一个比较。关于1942年到1943年河南灾荒，刚开始我也不太了解这个事情，主要是从当代文学的一个文本——刘振宇先生的《回顾1942》中了解到这样一种信息，后来我就按图索骥查找到一些资料，发现河南灾荒在民国史上基本上很少报道，但是这场惨绝人寰的灾荒，造成中原大地特别是河南这个地方，三百多万人饿死，三千多万人论为灾民。但是这样一个大的灾荒，并没有进行历史的报道，特别是正式的史实报道，后来我就关注了这个事件，考查了一下为什么它们会消失在历史里，我发现这个和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有关。大概是1942年左右吧，当时正好处在抗战艰巨的时期，国民党为了新闻封锁，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对于这次灾荒一直采取避而不谈，甚至是打击报复的手段，致使这一段历史没有被打捞出来。那么关于这场灾荒，各地的报纸也都有一些报道，主要有三家媒体对这个灾荒进行了报到：一个是国民党在天津新建的《大公报》，后来搬到了重庆，一个是美国的《时代周刊》，还有一个就是南阳的《前锋报》，这三家媒体报道这个事情以后所带来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大公报》当时就写了一次文章，结果作者就受到了打击报复，《大公报》也因此受到诛连被蒋介石停刊，下令停刊三天，包括主编也都受到了处罚。《大公报》在当时是比较有名气的报纸，这个消息一出去，一走漏以后，当时国外一些媒体也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情， 当时在中国的一个探使，在重庆采访了一个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底什么事情使得这个《大公报》受到株连？一个报社的记者白秀哲，他只身前赴重灾区，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受灾，灾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到灾区进行了深入采访，发现灾区灾情特别悲惨，到处是死人成堆，结果在扒尸（死人的尸体）时，他就把照片包括文字信息拍了下来。在途经洛阳时，他给洛阳电报局打了一个电报，本来当时的新闻统治，即使是美国记者，他的新闻报道也不一定会被披露出来，当时重庆有一个暂时的新闻规定，必须要检查，新闻舆论要检查，但是白秀哲发的这份电报是直接发给了美国的大本营，并且是用洛阳的商业电波发出去的，所以就阴差阳错的把这个消息捅露出去了，国际舆论上才知道河南发生了这样大的灾祸。就是这样披露了以后，国民党还是拒不承认，包括宋美龄当时正在美国演讲，到处拉拢美国民众来支持蒋介石的正面战场，她坚决否认这个事情，说中国不存在这样的灾荒，所以说她打电话回来让重庆的中军部把美国的记者给接回去，不让他到河南重灾区采访。所以说这场灾荒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包括当时的和事后的河南人都不大知道这个事情，后来陆陆续续的一些回忆录，文史资料，把这件事情揭露出来。同时还有一个报纸，就是《前锋报》，南阳的一个民营小报，民间独立的一个报纸，他对灾荒事件做了连续的报道，确实也是一个奇迹吧，在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下能过把这段事实披露出来，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冒着生命危险。在《回顾1942》里也写了河南灾荒，但是有几个观点我是不认同的，他说1943年日本兵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们乡亲们的命，他认为日本人救了河南人的命，在他的小说《回顾1942》当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是他是以这种叙事笔调来叙述的，这确实是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日本人确实也救灾，这个不可否认，他也成立救灾委员会，但是把这种因果倒置。其实河南灾荒它不光是有水患、蝗灾，很大的原因还是和战争有关，因为日本人作战在中原驻扎了好多国民党军队，最起码有几十万人，他们的军粮、粮草都要从河南民众中征集，所以这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不堪忍受的一个重担，但是如果没有国民党，日本人进攻中国，没有日本人包括放水、国民党也是以水代兵，也都炸掉一些河来组织进攻，所以说没有这些东西，没有日本人，灾荒可能相对的要减轻一些。但是刘振宇先生他在小说里面，对日本人的这种侵略，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涂脂抹粉吧，包括他讲的日本人救荒，具体论文里面也提到了一些救灾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配给制，供给制，就是说农民一年辛勤所得全部要上交，然后他再统一分配给你，并且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救济的，比如说：六十多岁以上的老人，十几岁以下的孩子，是没有救济的名额的。它主要是为了打击当时中共领导所带来的抗日民主政权，所以说当时这种配给制也有可能救了一些河南人的命，但是如果把这种事实给混淆对于后代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包括小说里面提到的河南人，特别是中原豫西这一带，伏牛山这一带，很多人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时候，他们是拿起自己的武器，拿起自己的锄头、自己的镰刀，拿起枪，收缴国民党部队的武器，把国民党打得落花流水，包括把国民党的一些师长和士兵都给杀了。刘振宇在他的小说里面提到河南人特别是豫西这一带帮了日本人的忙，其实这也是不能成立的一个事实，因为豫西这个抗战根据当地的一些豫西的人民，包括后来有些资料看一看，确实是官逼民反的一种结果，特别是汤恩伯领导的中央军，确实在当地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河南流行有一句话叫“水害黄汤，河南四方”，汤恩伯领导的部队，特别是在叶县这一带，修建公路，修建一些学校，拆建了大量的寺庙，大兴土木，不顾当时的民情，包括治理黄河，在这种情况下用水来抵挡日本的统治阶级，其实都没起到多少效果都是劳民伤财。这些在文史资料里面都有记录，虽然他们这种鱼肉乡里的这种结果，逼使当地的老百姓奋起反抗，特别是当地老百姓对他们这种不战而逃的结果相当不满意，就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刘振宇在他的小说里面就认为是，河南人帮了日本人的忙，大部分人都当了汉奸，其实豫西民变的民众，缴收武器以后并没有像刘振宇先生说的交给日本人了，而是自己拿起武器自己来参加抗战，成立一些民间抗战组织。 我的文章是以这一次灾荒的事件为契机，到底在这场灾难中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当然我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提了，中共领导的一些民主政权，他们在当时确实是获得了民心，无论怎么样，它在当时国统区也好，日伪政权也好，统治下的那些民众都纷纷的走向解放区，从人群的流动就可以看出民心的向背，当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处在内外夹击之下，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克服了这样一种艰难，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帮助很多人度过了这场难关。当时的材料显示当地的人和外来的灾民基本上占解放区人口的三分之一，救济了这么多民众，并且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新中国能够走向成立，我想跟这场灾荒，包括在灾荒当中这种政权，这种执政能力，和民意所向有关，它勾画了未来新中国政权的政治走向，为什么日本人战败了，后来国民党也战败了，共产党能够取得这种合法性，我想基石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就以这样几个文学文本对此作了一些估论。
美国作家协会张富义：我先讲一个故事，先讲文化的功能。在河南开封的一个叫兆丰的人56年在中央文化处当办公室主任，后来当了音乐学院的院长，56年中国和法国没有建交，周恩来就指定兆丰组织一个艺术团，你到法国去做工作，这艺术团一百多个人，其中袁世海，还有窦建芳都是有名演员，临走的时候周恩来就和兆丰讲，我告诉你十二个字你记住：“文化先行，贸易紧跟，争取建交”。兆丰带着艺术团到巴黎去演出，轰动了法国巴黎，这么一轰动不要紧，最后法国提出来让国民党的大使馆关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今天咱们这个研讨会，我也想讲三句话，不知道对不对：总结过去，展现今天，预示未来。我觉得上午听了一些专家的发言，我虽然是河南鲁山人，不识庐山真正面目，咱们学院领导，我觉得很有远见也很有智慧，非常有创造力的举措办伏牛山文化圈，很有时代意义，很有必要也很有前景，如果把河南省当做联合国我认为这个是河南西部把文化资源组合起来，有点像欧洲共同体，能够推动文化的学术研究，以致今后带动河南的经济，我认为这是华夏园里的一束鲜花，丰盛的文化大餐，我觉得还应该尊古厚今，对古代的尊重，但重点是今天。我十月在开封开第二届全国收藏论坛，在郑州认识了一个收藏家，他提瓷文化，这位五十岁的朋友他用三十年去搜集宋代民间的陶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用三十年的时间去收集民间陶瓷，就商量能不能到外国去办展览，现在正在办这事。美国纽约和华盛顿都作出反应，很愿意欣赏，我个人看来就这瓷器，像咱们这个鲁窑的瓷器，是中国若干年来的文化积淀，它在地底下已经埋了800多年了，别的不说，先不说它的造型，就说这个瓷器的颜色铜绿色，还是保持当年那个原值的深度，是非常伟大的，这个不仅牵扯到了美术也牵扯到了化学。就现在我们整个国家来讲，颜色学可以说是不行的，现在的很多瓷器过了三十年五十年，颜色就都变了。这个纽约市立大学，有一个终身教授叫袁佳丹，是个老太太，我跟她认识，把宋代的瓷器拿到纽约市立大学去展览，她当天就作出回应愿意合作，这个袁佳丹，是袁世凯的孙女，她专门研究这些。我的想法就是河南的文化现在可以用河南文化节，可以用中国文化节，也可以用国际文化节，这样和国际文化近距离对话，我这一次到开封，唐宋八大家开封有六个，但知名度不行。德国贝多芬故居波恩，我去了三次，就一个贝多芬，全世界每分钟都唱，成为世界名人，我们的资源还是很丰厚的，能够用国际语言对接，后来他们问，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清明上河图这样一幅名画，时间也很长，我们如果用交响乐把它谱出来，国际语坛人家一听明白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写出来全世界都清楚了，我觉得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玉文化，河南，我到过南阳，镇平产出的玉的材质是世界唯一的材质，我们都是一般的玉，我认识一个朋友，姓邵，叫邵东贤，后来问我，说张老咱们研究一下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创作提高知名度？我出个主意吧，我去过贝多芬的故居，贝多芬的像，五十多尊没有一个是中国的，我说你拿玉创作贝多芬，他说我能干这个？他拿了一种玉，是南阳的一种玉，创作了一个四十多公分的贝多芬，二十五公斤重，我们到德国博物馆一联系，德国人一看别的不说，先不说这创作，雕塑的艺术，就冲这个原材料他没有，德国的都是紫铜的、木头的，石头的，玻璃的。德国博物馆的馆长就问你是卖给我们还是和我们换东西，后来我想咱们中国是个大国，就一块玉的艺术创作，我如果我跟他买卖的话，算完帐以后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我说贝多芬的音乐带给中国人无限的享受和欢乐，我们愿意赠送，这个德国人马上就很高兴，这一送不要紧，这友谊算建立了。现在的收藏证书上面写着：我们的合作和友谊是开始。我现在想什么了，他们博物馆里的四千件，博物馆一百六十年的历史，有四千件的艺术品，我们拿出三五件与其合作，再在国内发行。我觉得咱们的文化很深厚，怎么把文化做成一个产业，包括酒文化，比如宝丰酒历史很长，可是在世界上还不行，在德国和美国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可以运作，想我们河南很有智慧的，可以利用这个地区的人、事和文化，将来进一步的从文化发展产业方面进入流通，我今年76了，我也愿意家乡办点事，我现在在北京办事，做中国和德国、中国和美国的文化交流，如果有需要我服务，我愿意当一个服务员，谢谢大家！
中州古籍出版社编审张长法：伏牛山文化圈的文化研讨会，第一次全国动员来到平顶山支援工作确实做了很大贡献。这样对提高平顶山的知名度和提高我们学院学术水平以及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确实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我就先介绍一下我的论文题目，我为什么要写这个题目呢，因为王尚絅在明代文坛非常有名的。但是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一家提到的。他是平顶山人，河南郏县。这样的一个著名诗人，诗歌写得很好。当年我没退休的时候，参加过很多学术研讨会，像北京师大的（刘乃和）或者是像北京的那些名教授，我都见过。谈到王尚絅，他们一个都不理解，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人。谈到何景明、李梦阳，都觉得这是一批保守派人物，前七子是搞复古运动的。模仿乐府诗、模仿诗经四言体，这样一弄基本上就把他们否定完了。王尚絅体察民间疾苦，为官正直，从政廉洁，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我心目当中很佩服的一个官吏，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
下面我就谈谈伏牛山文化圈应该怎么研究。.这个伏牛山文化圈南至南阳，北至黄河，还不包括豫北这几个市，整个伏牛山文化，几乎是中原文化百分之六七十都多。但是从中国地理学来看，伏牛山是个什么山，伏牛山从栾川那边，石人山叫尧山，从那边都是人字形东南，一指东南，一指正东北，一个是外方山系，一个是伏牛山系。外方山系包括沙河以北的所有的几乎的山，都包括了。这是过去的老传统地域观念。像中岳嵩山知名度足够高的。中岳嵩山，《登封县志》的第一句话就是“嵩山（古从）外方”。所以由于这一点，现代人不理解，包括《密县志》《禹州市志》《郏县志》《汝州志》都写的是他们是如何处于伏牛山前沿山区。所以这些东西在人脑子里造成一个印象：似乎豫西的山区都是伏牛山。实际上豫西山区的山根据传统观念它分为四大类：洛河以北是尧山，就是三门峡水库那个名胜，左中条右尧山，那是很清楚的；洛河以南的地方，包括伊河以北的地区，就是伊洛河地区，这中间的山叫熊耳山；从汝河、从沙河分出的又一条界河，沙河以北的都是外方山，以南的是属于伏牛山。伏牛山以南的水大都流到汉江去了，以北的水都流到淮河里去了。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将来会造成概念上的混乱。我们这个伏牛山概念，那就是属于包括有外方山，包括有熊耳山。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一种开拓性的建设。不能说这个不对，但是这么大的概念出来以后，要广泛宣传，要大家都接受。知道外方山是怎么回事，熊耳山又是怎么回事，伏牛山是怎么回事。
如果说到这个地区的文化，我觉得咱们平顶山学院研究重点地区还得抓住平顶山，光历史文化名人这一项，就足够你研究十年二十年的了。平顶山的特色是什么，就是说咱们文化圈里中心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考虑。包括你要是如果研究白居易，唐代的主要几大诗人都是，白居易是诞生在新郑，葬在洛阳龙门那边，杜甫是 巩义人，李白有争论。只是唐代就这样，宋代里边就三苏跟河南的关系，跟平顶山的大家都清楚了，都专注这苏东坡与平顶山。究竟平顶山文人有哪些？明代有哪些？清代有哪些？咱们都是搞文学的都知道，但是这些东西的宣传很不够。军事家政治家，那多得很，那宝丰的（冯异），郏县的（姚琦）等这都是中央一级，部长级以上的人物，所以说历史名人多得很。咱不说研究南阳的，洛阳的，光平顶山的都够咱们做很长一段时间。凝成一个点，集中一个点来，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帐要一个一个查，如果铺的太开反而不好。文化圈概念的使用，这个问题我们得再考虑一下，怎么使用的更准确，伏牛山包括这个外方山熊耳山，怎么明确的准确的涵盖进去。
第二个就是研究一个时期、一个特点，你说我是研究历史文化名人的，我是研究历史上文学家的，要细到具体分工，我要研究哪一朝的文学家了，专门可以开研讨会。唐诗里也分得很细，你说我是研究平仄运用，我是研究它的意境的，还是研究诗歌跟现实的关系，诗歌都有一个规律，凡是伟大作家，像李白，杜甫生前都是饿死的，不是饿死都是流放，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生前都给社会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设性的意见就和当权的人想法不一样，想法不一样的他就不重用他，就迫害他，迫害他使得他生前就穷困潦倒，只有他死了以后才能收到后人的欢迎，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所以这个问题怎么研究，我们应该走到时代的前头。最近李援朝，就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有个讲话，说中国这个腐败问题怎么解决，他们这个郏县的廉政思想教育，要建设这种概念观，所以中央里边支持，省里也支持。他有个讲话提个什么问题呢，他是制欲主义。到后来，明代的时候王阳明，也是一个理学家，咱们就觉得理学是制欲主义，我是坚决反对这种主义的。我们现在党员干部，要注意克制自己欲望，要注意自己交友啊，各方面待物处世啊讲究一个廉洁。咱们的古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你像明代的那个《行礼大全》，这些都是你能研究，能说出道理的，人欲为什么必须要克制，克己复礼。平顶山地区子路问津处，那都很有意思。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就在平顶山自己家，所以这个要正儿八经研究，研究要下功夫，不能浮躁，要走到前头，不要走到后头，不要等人家把东西都弄臭了你再去弄。
平顶山学院教授秦方奇： 1996年底出版的《河南新文学大系•总序》指出：“在新文学的前三十年里，在河南，由于贫穷、战乱、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传统农业文明的衰颓、民生的凋敝，现代工业的缓慢发展所带来的现代文化的薄弱、现代文明的迟到，影响到河南整个文化的发展，当然也影响到文学的繁荣。”“在那个不算太短的历史过程里，河南向全国文坛奉献了的自己的文学英才。”“这些人分别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至文学理论领域，放射出引人瞩目的甚至璀璨的光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彩。”在河南新文学作家群体中，有一个重要的作家群——-伏牛山文化圈作家群，尤为引人注目（本文所说的伏牛山文化圈，其核心区域覆盖了河南省平顶山、南阳、洛阳等三市九县、市、区：平顶山市的鲁山、叶县、石龙区、汝州4个县、市、区，南阳市的西峡、内乡、南召3个县，洛阳市的栾川、嵩县2个县。还包含周边具有浅山、丘陵地貌特征的其它县市，即：平顶山市的舞钢市、宝丰、郏县，南阳市的方城、唐河、镇平、淅川、邓州，驻马店市的西平、遂平、泌阳，漯河市的舞阳县，洛阳市的汝阳，三门峡市的卢氏等，地跨平顶山、南阳、洛阳、驻马店、三门峡、漯河六市共计24个县、市、区的广大豫西南地区）。根据赵家壁总主编，蔡元培、鲁迅、胡适、茅盾、朱自清等领衔编纂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来看，在中国新文学的奠基期（1917至1927）具有全国影响并入选“大系”的河南作家有四位，全部来自伏牛山文化圈，他们是：徐玉诺（伏牛山东麓的鲁山县）、曹靖华（伏牛山西部卢氏县）、于庚虞（伏牛山东南的西平县）、冯沅君（伏牛山南面的唐河县）；建国后出版的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入选的河南作家有六位，来自伏牛山文化圈的有3位：于庚虞、姚雪垠（伏牛山南面的邓县）、窦隐夫（杜谈、伏牛山西南面的内乡县）；新文学的第三个十年入选“新文学大系”的河南作家有12人，来自伏牛山文化圈的有3人：李季（伏牛山南面的唐河县）、康定（伏牛山南面的邓县）、葛洛（伏牛山北部的汝阳县）。仅就入选“大系”的作家数量来说，伏牛山文化圈的新文学作家就占据了入选河南作家的半壁江山。
可以认为，伏牛山文化圈的新文学作家不仅在全国文坛上撑起了河南新文学的大旗，而且也代表着河南新文学的最高水平。作为为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一个区域群体，这个作家群体的生成及其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即如严家炎先生所说，研究区域文学应该“注意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切入口”。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赵焕亭：这是伏牛山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学术会议，也是伏牛山文化的起步阶段。目前对于它的研究还是粗放的，下一步将更加精细化、科学化。一方面我对此担忧，但同时对现状也非常理解。同时我相信以后的研究将更加的细致、准确。这次我在大会上提交的论文是评姚雪垠中篇抗战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这次课题的一项是历史文化名人，姚雪垠是当之无愧的历史文化名人。他出生于伏牛山南阳盆地一个叫姚营的村寨，是伏牛山文化孕育了他这样一个现代到当代的知名作家。他不仅著有长篇小说《李自成》，而且从1937抗日战争爆发至1945年取得胜利，他亲自参加抗战活动上前线。先后在北平、洛阳、开封、南阳、徐州、武汉、安徽等地编辑刊物，积极进行战地采访，创作抗日小说。他的这种直接深入抗日前线进行文化宣传的活动直接促进了他对抗日小说的创作。他第一篇取得成功的小说是《差半车麦秸》，已选入中学生教材。该作品简短而有趣，它塑造了正在崛起的农民战士的形象。小说发表后，茅盾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张天翼称这篇小说是抗战以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差半车麦秸》一举成功之后，他后来又继续创作出一部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这篇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和使用豫西方言上取得巨大成就。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或是使用一段对话，或是采用简单的道具，或者对其进行心理描写，或者是通过几句个性化的语言，寥寥几笔，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比如小说一开始就是牛全德与游击队分队长的一个对话，这段对话凸显了一个作风散漫的，粗鲁蛮横的无产流氓的形象。牛全德，他出身很贫寒，从小就失去父母，就是靠一个整日赌博的叔叔养活长大，也没有固定住处，只是住在土地庙里。塑造的这个形象，我认为从开始就是成功的。还有小说的另一个人物红萝卜，他与他的战友张有才有这样一段对话，这段话生动地显现了红萝卜在游击队的成长过程，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农民思想变成一个比较先进的游击队员的思想。小说使用了头疼膏药 ，蓝布手巾等这些最常见的物品来把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作者形象的用头疼膏药来代表一个坏女人。另外小说刻画人物心理的方法很独特，它的独特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他模拟了一段牛全德与指导员谈话的场景，指导员到游击队要和每个战士谈话。牛全德认为自己是名班长，指导员首先应当找自己谈话。结果，指导员却是先找一般战士进行谈话。牛全德心理就犯嘀咕，一直在找原因。同时又害怕指导员叫到自己，于是就在模拟和指导员对话的场景。非常有趣。这段对话入木三分的刻画了牛全德争强好胜，粗中有细的性格。小说在使用个性化语言方面更是有着神来之笔。例如，红萝卜的妻子兰娃娘送红萝卜时说的一段话 “你到游击队了， 可不要欺负老百姓。 打仗了 ，可也别去那么靠前啊！”前半句话体现了这位农村妇女的厚道，后半句话让人听了忍俊不禁，体现了兰娃娘精明的一面，以及她对丈夫的关心。这样子，一句话就使得这个农村妇女的形象一下子立起来变得饱满。我认为这部小说成功的塑造了牛全德 、红萝卜 兰娃娘等人的形象。这部小说塑造了许多成功的人物形象，原因在于非常熟练使用了大量的豫西方言。我把小说中使用的豫西方言初步分化为： 歇后语、 谚语 、习惯用语 ,以及各种词性的方言土语。歇后语例如 ,麻绳捆豆腐——不能提；形容某人心情差，谁欠你两斤黑豆钱；还有房檐下不是躲雨的地方,；夜明珠不发光——不知是宝……习惯用语例如：农村丈夫把妻子叫做“屋里人”, 妻子把丈夫叫“外乡人”,婆婆称儿媳妇为“谁谁的娘”，把显示本领叫“露一鼻子”，把迷惑某人叫“灌米汤”，形容某人动作慢叫“肉猪”，把说大话叫“卖狗皮膏药”，把外行叫“白脖子”，把故意显示自己很清白叫“撇清”，把无端的嫉妒别人叫“吃飞醋”……这些具有浓厚地方色彩以及鲜明文化内涵的豫西方言在《牛全德与红萝卜》中比比皆是，信手而来。某些词性的方言骗某人叫诓，最具有河南方言特点的一个词，中不中，表示某事怎么样，拟声词咕噜咕噜，感叹词乖乖……我在这抛砖引玉，把这写总结出来，我认为语言学专家继续开掘研究会非常有意义。姚雪垠的这篇小说在使用豫西方言方面是很成功的。当时在三四十年代，姚雪垠是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下来创造出这些作品的呢？这与当时文化大众化 名俗化运动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他受那个运动的直接影响，因此有意识的运用豫西方言来创作。结果证明他是成功的。张老师提出为什么豫西语言的文章传播比较广？这与河南方言本身的特点有关。大家一听既知道它是方言并且可以听的明白。姚雪垠的这种尝试记录了河南的地域文化，丰富了中国的语言宝库。在提搞文学的表现力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文学史上也曾有人对他的这部小说提出过批评，但是我看了他们写的评论后，我认为是有原因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姚雪垠本人有偏见，直接影响了对这部作品的评价。这种评价具有武断性。作为豫西人，而我又是宝丰人，从小对他所写的语言很熟悉，就是生活中的用法。因此，从阅读文本的感受出发，我认为《牛全德与红萝卜》是成功的。
河南大学李法桢讲师：唐代有很多推崇公孙大娘舞蹈艺术的诗歌。关于公孙大娘，目前查阅到的有关公孙大娘的资料，大多都是体育专业的讨论她的剑器舞是不是跟舞剑有关。舞蹈界和音乐界谈到公孙大娘的比较少。我这个考证主要是从文献出发。我们知道，公孙大娘是一个民间艺术家，正史上很难找到有关她的材料。我这个文章主要依据的是杜甫的诗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当然也参考一些其他的文章。杜甫在其诗文当中，曾提到过自己小的时候，约在开元三年，在河南看过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杜甫生于公元715年，如果杜甫三岁的时候能够看到公孙大娘舞剑的话，那么公孙大娘的活动年代大概是在公元七百年前后才合适，当然我不能考证公孙大娘具体生于哪一年。公孙大娘早期的活动都是在河南中部偏西地区，主要是在叶县，但是很多文献认为是邺县，在今河北省。但是这个邺似乎与公孙大娘早期的活动经历不太吻合，并且杜甫见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是在四川，他见到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的时候说李十二娘的老家是河南临颍，那么她的活动地主要是在豫中地区。我看到一个材料，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整理的乐谱资料，其中在页下面注了“一作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猜测可能就成立了：这个叶本不应该是河北的邺，而是咱们现在河南的叶县。这样的话，就跟其他诗人的诗文一致了。公孙大娘早期的活动地区那个叶县就应该是咱们平顶山的叶县。由于公孙大娘早期活动的地域主要是在豫中的偏西地区，那个地方是当时的许州，就是现在的河南许昌。根据这个推断，公孙大娘的生地大概应该是河南许州。当然许州是一个大的范围，这是她的生地的一个考证。有关公孙大娘生平方面的文献，唐代诗人见到公孙大娘都是在洛阳或者是在长安为唐明皇舞蹈，这样的话，公孙大娘就应该是由一个下层的民间艺人上升到国家最高级的艺人了。在唐代宫廷的歌舞表演体制当中，内廷有教坊，杜甫的诗文里也提到过，说公孙大娘在当时的内教坊，内教坊里面有专门的女教坊，教坊大概就像今天的职业音乐学院。在内教坊里面，公孙大娘是一个水平比较拔尖的舞者。从此可见，公孙大娘活动的中晚期主要是在大都市长安、洛阳地区。公孙大娘的舞蹈作品，一般的文献记载都主要是剑器的。当然体育界在争论剑器舞是不是用剑，是舞剑还是一种剑器。在音乐学界，一般认为剑器舞是传自西域。后来在其它文献中也见到公孙大娘浑脱舞。浑脱舞也是传自西域，就是从新疆的西部和中亚地区传到中原地区的。公孙大娘的舞剑器在当时文献记载当中是水平非常高的，并且它的发散也影响到其他艺术领域。比如说书法界，唐代有很多文献涉及到公孙大娘曾经给草圣张旭或者是怀素草书创作提供灵感。有关这个方面可能还有点疑问，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文献记载中，有的是张旭，有的是怀素，怀素和张旭这两个人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他们的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层次以及他们的故乡差别很大，两个人都是草书大家，都从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中间获取灵感。我觉得这个事有具体的落实到人身上，可能有点以讹传讹，当然谁从她的舞蹈上获取灵感还有待考证。再一个，公孙大娘的生平经历在以后的文献记载中就很少了。如果按杜甫的记载，他三岁的时候公孙大娘的舞蹈水平就已经很高超了，在这个文章当中我假设公孙大娘是生于公元七百年的话，那安史之乱开始的时候，公孙大娘就将近六十了。我们知道舞蹈家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我们知道安史之乱是事发突然的一件大事，而且当时对这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至少是李十二娘流落四川的时候已经跟公孙大娘不在一起了，公孙大娘是否是在安史之乱中不知下落的，根据唐代其他一些文献记载，像《旧唐书》，就说安史之乱对洛阳、长安到河南开封这一带就是黄河中游地区的大屠杀还是很厉害的。那么像花甲的老妪，她举步维艰，我觉得她生还下来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大胆推测公孙大娘可能死于安史之乱。再就是杜甫的诗文中涉及到一个人物，就是圣文襄武皇帝，这个是我的一个疑问。这个皇帝在唐代我查到皇帝的谥号中间与圣文襄武皇帝比较接近的就是唐德宗，那其他的皇帝跟唐德宗的谥号相之甚远。从字面上讲，他最有可能就是唐德宗，但是唐德宗又不可能，唐德宗即位是公元779年，而杜甫去世是770年，这就说明杜甫不知道唐德宗在位，杜甫一定不知道唐德宗死后的谥号，所以圣文襄武皇帝按其他很多地方查的都说是唐德宗，我觉得不是太合适。我觉得按照他的生活经历应该是唐明皇——唐玄宗比较合适。因为在杜甫的诗文中间正文中说到。在唐代的官僚体制当中，教坊和太常寺的规模达到八千人只有在唐明皇时期，正好与当时乐舞演出时的状况是一致的，否则的话疑误是比较大的。再一个我觉得杜甫在世的时候唐德宗的父亲唐代宗在位，按杜甫的知识水平，不应该在父亲在位的时候提到他儿子死后的谥号，这个我认为是与历史不相符合的。所以，我大胆的推测这个圣文襄武皇帝可能是《全唐诗》编写者的笔误，这个皇帝应该是唐玄宗——唐明皇。
平顶山学院教授叶爱欣：和任何地域文学研究都一样，地域文学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在地域。伏牛山地域和其他地域有很多的不同点，或者说是它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它处于楚文化和汉文化的交界，它处于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碰撞融合区，它也处于东西交通和南北交通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之上。这样一个地域特征，形成了伏牛山地域文学的特点。那么，我们研究伏牛山地域文学，首先要立足于地域文化对文学题材的影响，关于地域文化对文学题材的影响。比如说伏牛山地域，我们一再强调，伏牛山是一山分三水，那么在文学创作里面，也有山也有水，比如说像《鲁山山行》，它就是一首很美的写山的诗了。但是由于伏牛山地域文化的特征，即便是文学中的这种山水，大多也染上了诗人的一些哀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哀叹呢？因为伏牛山地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区。我提交的论文是《元代伏牛山地域文学的异质》，在元代这些诗人诗作里面，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在伏牛山地域的一些灾难。当然在元代，伏牛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区。在金元和宋元之际，伏牛山是蒙古和金朝交战的主战场，又是宋元战争的胶着区，而且决定了蒙金胜负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就是发生在咱们这个区域的三峰山，就是在禹州和郏县的交界地带。尤其是在淮河一线的宋元对峙使伏牛山南部地区长期陷于战乱。在长期战乱之下，整个的伏牛山地区百姓流亡，土地荒芜。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地域文学肯定会带有自己非常明显的特征。我看到的很多关于郏县周边的一些诗歌，里面带有更多的关于郏县的一些灾难。比如说写汝水，就写整条汝水怎样被战争中蒙古的战士和金朝的战士的血染红。写三峰山，他看到的三峰山并不是很秀美的三峰山，而是三峰山上曾经发生的一场战争，就是金兵灭亡的战争。他写崆峒山，崆峒山在汝州和汝阳交界的地方，写的是自己的忧思。就是这样一种地域特征使文学题材带有了和其他地域的文学不同的特征。刚才我说到了即便是它的山水也染上了太多诗人的哀叹。第二方面，要立足于地域文化对文学精神的影响，这个文学的精神当然包括了很多方面。我觉得在整个的伏牛山地域里面，因为伏牛山是一个浅山区，每当乱世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会避难避到这个山区来。比如说金朝末年的元好问。元好问后期活动的大部分区域都是在伏牛山地区，当然也包括他在内乡做县令的时候。他在内乡、镇平写了很多关于淅水的诗歌。他还有很长时间活动在洛宁、宜阳这一线上，而且留下了很多的文学作品。正是由于有很多人避乱在这伏牛山间，所以乱世的文学成为了这个地域文学的又一个特征。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一个有良心的诗人，一个有良心的作家，他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会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再者，洛阳是北宋理学的创始地，那么在理学背景之下，伏牛山区域的文学内容拘谨、严肃。再一个就是荆楚文化精神对伏牛山文学的影响。因为伏牛山地域处于楚和汉的交界处，楚文化本身是带有了很浓重的浪漫气息的。叶县和鲁山的南部区域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属于楚国，那么楚文化对于伏牛山文学的影响也是带有了很浓重的色彩。比如说在研究伏牛山文学的过程中，应该把地域文化对文学精神的影响拉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里面。第三个方面，多元文化对于地域文化的影响。荆楚文化是属于江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一种交融。比如说元代，再往前推金代，大部分地区是属于金朝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金元文学里面也带有了异域的色彩。元代文学里面的蒙古草原文化、西域文化，当然也包括了江南文化，对伏牛山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郏县有个作家叫乃贤，他是西域人，长久以来，咱们对我们本地的文人了解不多，研究更少。乃贤应该是元朝比较大的文学家，尤其是在元朝后期。乃贤是郏县人，他自称为南阳乃贤。当时郏县属于南阳，南阳汝州郏县是乃贤的家。在乃贤的文学创作里面，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了多元文化的影响。因为乃贤的祖上是从西域过来的，然后在郏县定居，再然后又到江南鄞县读书，再北上到大都去做官，他整个的游历过程对于他的创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多元文化的影响使得它的文学具有了自己的特征。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的研究要把核心、重点放在平顶山这个地域里面，属于平顶山的这些大家们我们不去研究，平顶山的文学我们不去研究，还去奢谈什么平顶山之外的这些更远的、更广的文学家呢？另外，从古到今，在伏牛山地域出现的关于文学理论方面的论著不多，但是也有，只是我们没有把它们拉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里面，或者说我们没有注重地对它们进行一些挖掘。我在这里提到了襄城杨士宏，实际上杨士宏的著作对于明清两代的诗学研究包括诗歌的影响很大，可是现在我们似乎把它们都给遗忘了。因此，平顶山的学者、专家，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更应该关注本地域的作家。
平顶山学院教授何梅琴：我提交的这篇文章是《张良历代吟咏诗歌及精神意蕴》，张良是平顶山郏县张店人，是我国西汉前期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上称为谋圣。他深明韬略，足智多谋，气度恢弘，见识高远，精通黄老之术，在大汉开国谋士群中稳坐第一把交椅，是刘邦身边的决策人物。提到他，人们不是赞扬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就是惊叹他敢于与力士刺秦始皇于千军万马之中的大无畏气魄。他的先见之明和功成身退，他的丰功伟绩和淡泊名利，无不令所有的封建士子羡慕不已，更令他们吟咏千年。古往今来骚人墨客吟咏张良，留下了大量的诗篇。搜集之后大体上分为五个方面。第一是对博浪沙刺秦的咏叹。这个分两方面：有的认为博浪沙刺秦是张良勇敢行为的表现。当时，秦始皇已经统一天下，他敢去一个人刺杀秦始皇，虽然没有成功，但在历史上却写下了非常浓重的一笔，很多人给以高度赞颂。比如唐代大诗人李白《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壮士挥金槌，报仇六国闻。智勇冠古今，萧陈难与群。”极力歌颂张良博浪沙勇于刺秦的壮举，称他是古今智勇完美结合的典范，即使萧何陈平，也难与之匹敌。李白在经过下邳（在江苏睢宁）圯桥时，曾写过一首怀古之作，《经下邳圮桥怀张子房》：“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 说张良素来就是一个豪侠仗义、不同寻常的人物，诗歌饱含钦慕之情，对张良刺始皇的行为大加赞赏。元代诗人陈孚的《留侯庙》、《博浪沙》，夏完淳的《博浪沙歌》，宋代诗人胡宏的《张良》，都高度评价了博浪沙刺秦的历史意义。
另外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博浪沙刺秦是张良不成熟的表现。唐代胡曾的《博浪沙》，对早年张良刺杀秦始皇的这种做法很是不解，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已成定局，是历史发展的方向，这个时候你再靠个人力量，用这种方式，刺杀秦始皇是不明智的，是不成熟的表现。包括苏轼，他在《留侯论》里面也认为张良博浪沙刺秦始皇表现了他“度量之不足”。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当代学者、内蒙古师大的可永雪教授。他认为张良行刺秦始皇虽然是反秦的发轫之举，但他采用的这种暗杀手段，跟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不能同日而语，相提并论，事实也证明他的行为是不成功的，他刺杀秦始皇也是失败的。第三个是对黄石公授书这个事件的咏叹。圯上老人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其人其事其言其书，扑朔迷离，虚诞飘忽。今天咱们来看这个故事，应该说尤其是后半部分，很多人不相信，人死了以后不能变成黄石头，但对前半部分有些人是怀疑，有些人是肯定的。对此事反复歌咏的大有人在。包括台湾诗人余光中也写诗评价了这件事，诗人们感慨张良靠着一部《太公兵法》，辅佐刘邦打败项羽，拥有了天下。写的最多的是是第四大方面，描绘运筹帷幄的帝王师角色，歌颂建功立业、足智多谋、超人一等的智慧。对于张良这位智者，对于他“以三寸舌为帝者师”的传奇生涯，后世之人，特别是知识层，极为神往。因此，把张良视作智慧的化身而加以称颂赞扬，代不绝书。对张良辅佐刘邦完成帝业、功成名就，最早给予全面肯定的是晋谢宣远的《张子房诗》，后来的刘长卿、钱起、杜甫、张耒、王安石、真德秀、杨万里等等一大批诗人都有咏叹此类内容的诗歌传世。包括皇帝李隆基对张良安邦定国的谋略智慧都写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诗量特别大，第五，感叹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远事避祸、超然人间的品质。古往今来，那么多的诗人来吟叹张良，体现在不同方面，包含的精神意蕴，我认为有以下几点：文人士大夫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目标定位；对成功者、对英雄的崇拜；淡泊名利、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的向往；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总之，从历代对张良的诗歌吟咏，可以看到人们对张良的接受。他不凡的人生经历和超人的智慧，远远超出了他那个时代。对张良褒也好，贬也罢，是历代诗人眼中的张良，张良留给人们无尽的财富。一代一代的诗人在张良身上寄托着不同的理想，一代一代的诗人在品味着同一个张良，还将继续品味着。
南阳师范学院教授聂振弢：文化研究的开始必须这样，这很好。第一条就是不怕大、不怕多、不怕杂、不怕乱，然后慢慢成型，慢慢来。平顶山文化搞起来了，整个河南文化搞起来了，整个中国的文化搞起来了，那咱们博大精深的文化都体现出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我就说几个具体问题：
我就谈谈文学，文学我现在就发现对先秦的关注的少，你比如说，我们这儿就是周南、邵南，国风里面周南、邵南的地方，周公、邵公的封地，里面涉及到的一定在伏牛山，跟我们这儿绝对有关系，《汝坟》就更不用说了，还有《桃夭》，咱们这儿给姑娘出嫁送礼叫添香啊，它表现出对女性的尊重，对母亲的歌颂，这个我不用说了，像这个就是《诗经》里面的，这是文学。
我是觉得地方文化至少关注这么四点：一人物；二文物；三风物；四语言，语言文学。人物这一块呢，整个河南做的都不好。我不知道平顶山有没有人物志，因为平顶山是新城市，南阳有人物志。文物这不用说了，咱们这儿多的是。再个就是风物。风物这点值得做，一个就是硬件，硬件的那十几组景观，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不用说了，山川秀美，人文景观主要以制度为主，儒家在这里很盛行，过去的书院很多，应该搜集整理。人物我想不仅仅是找成名的人，最好找一找成名人背后的人。冯沅君先生的母亲就是冯友兰的母亲，那个太夫人太不简单了，她就一句话出来一个大文学家，大作家，一代学者，如果老太太没这么拍板让她上学，冯沅君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这点太值得借鉴了。所以大家的背后要找一找。写岳飞一定要写一写岳母。特别是中国的母亲，从古到今就是一篇大文章，就写中国母亲。孟母三迁，一直说到这冯友兰，胡适的母亲都不得了，名人背后的人物，找一找，是一个富矿。
另外就是语言，我是搞音韵学的，文字训诂我都搞。暑假的时期，我跟武汉大学的华中师大和华中理工大学的学生到嘉鱼县调查方言，参加了一二十天的当地调查，我亲身感受，我们这儿曾经是河洛官话，占上千年统治地位的官话，当年的普通话，但现在大家研究兴趣比较淡，实际是个缺失。南阳两位语言大师，一个甲骨文大师董作宾，一个丁声树。丁声树的助手李荣，李荣主编的四十一册的《地方方言词典》，河南就一个洛阳词典，一个开封词典，咱们十八个地市，咱们平顶山、南阳应该有，每个地区应该编一本词典。但是我们做的，这个是最弱的，我们河洛官话是个大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