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学院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成立五年来，目标明确，运作扎实，健康成长，硕果累累，在本校和全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凸显。

 

    一、对学院自身建设来说，彰显了地方高校的办学特色，提升了办学品位

    地方综合高校要自立于全省乃至全国高校之林，靠什么？靠地方特色。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成立之前，平顶山学院从师范大专班到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再到本科综合高校，与省内同类同质兄弟院校相比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弱就弱在地方特色学术文化建设上。洛阳师院的洛阳古都研究、唐宋墓志研究，南阳师院的汉文化研究，安阳师院的殷墟甲骨文研究、袁世凯研究，许昌学院的魏晋史研究、钧瓷研究，商丘师院的商文化研究、应天书院研究，周口师院的地方作家群研究，都颇有成效，在学界占有了自己的领地。平顶山学院自从建立起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以不断开展立足地方资源又在全省乃至全国学坛上有影响的重大选题学术研究活动为骨架，以紧密根植地方的中小型学术研讨活动为血肉，建立起独具地方特色的学术研究体系，赶了上来，目前已可以与兄弟院校平起平坐，比肩量力，无有愧色了。从而彰显了平顶山学院的办学特色，提升了平顶山学院的办学品位。

 

    二、对本地区的学术研究建设来说，搭起了平台，凝聚出了中心

   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成立之前，平顶山地区的学术研究主力、学术研究前沿阵地在社会上。虽然平顶山人文社科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平顶山地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著，在全省各地市中是占先的，但长期处于自发、分散状态。有领军人物，但学术平台薄弱，更缺乏学术中心的凝聚，直接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后劲和水准的提高。而学术平台、学术中心建设对一个地方的学术文化繁荣甚为重要。

    在我国历史上，自秦统一，以吏为师，到隋以后科举选官，“学而优则仕”，走的是“政学一体”之路，不同于西方的“政教合一”。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有国家的学术平台和学术中心，地方省府州县有省府州县的学术平台和学术中心。国家的学术平台在翰林院、国子监，学术中心在以皇帝为核心的宰相班子。而一个行政区域的学术平台在官学，学术中心在官署，在主官。比如唐宋时代，像柳宗元、韩愈、欧阳修、范仲淹、苏轼这样的学者到什么地方任职，当然就成为当地的学术中心。葛胜仲任汝州知州，他身边就聚集起一群学者；王寀任汝州知州成为汝州的学术中心，完成刻制汝帖的盛举。明清也一样，学术平台在书院，省府州县都有自己的核心书院，河南省有大梁书院，宝丰县有春风书院。郏县学者仝轨由王士祯推荐任大梁书院讲席。宝丰学者李桥水主持春风书院数十年，著作等身。学术中心在官署在主官，明代郏县出身的理学家王尚絅，清代北方朴学大师偃师武亿，都曾在为官之地成为学术中心。清末废科举，民国军阀当政，政学分裂，当官的专当官，做学问的专做学问，学术平台和学术中心为高校和研究机构专据。造成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讲的“民国以还，在官者多寡学之徒”，不学有术，甚至不学无术。也正因当政的只求实务而不通学术，对学界的干涉也就少，学术生态宽松，大师辈出，但学术对政治的直接影响力甚微。

学术文化在文化建设构架中处于最高端，既具有稳健性、垂统性，也具有创新性、引领性，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繁荣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苏东剧变”原因很多，据我看学术研究的僵滞，丧失了对政治对社会的引领作用，不能不列为重要原因之一。而我国的改革成功，则是从解除思想禁锢，恢复高考制度，繁荣学术研究起步的，较好的发挥了学术研究的引领作用。今天全国的人文社科学术平台在各大学会，学术中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北大、北师大。河南的学术平台在社科联，学术中心在省社科院、河大、郑大。平顶山的学术平台在市政协、市社科联和平顶山学院，学术中心在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有了这个中心，上可以赢得省内、国内，甚至海外知名专家学者的指导；中可以团结整合平顶山学人，作出更系统，更多的成绩；下可以诱导培养学术新秀，使平顶山学术后继有人；还有利于普及人文社科知识到民间。

 

    三、对平顶山的社会建设来说，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当代人类文明是高智慧文明，政治离开学术滋养不行。当然“里是直的，路是弯的”，以求实求是为旨归的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开诚布公直出直入的，而政治运作需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是极其复杂的。学术不能干预政治，“学不干政”，学者要把握住分寸；政治离不开学术滋养，“政需学养”，政治家要主动采纳学术研究的成果，集众智而用之。政治靠学术滋养，表现在政治决策源于学术研究，靠学术支撑、支持。政治遇到难题，需学术研究根据历史的经验、现实的分析和对未来的预见拿出解决办法。政治建设是这样，社会管理，经济建设，甚至外交处置，无不如此。国家层面是这样，地方层面更是如此。

    平顶山学院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是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成立起来的，她的研究成果也使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在打基础谋长远上受益。研究中心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已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遇到问题时，马上会想到研究中心的成果，提出“让‘文化圈’再研究研究”。研究中心所开展的“墨子研究”、“《歧路灯》研究”、唐花瓷研究引领和支持着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三国史鉴》的研讨，《青海长运》研讨、《两岸书》研讨，则直接促进着社科和文学创作的繁荣。“马街书会”研究、三苏纪念馆布展方案编制、雅乐演出，使大众也逐渐感受到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的存在。

 

    相信下一个五年，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将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