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复兴，国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色。各电视台纷纷开辟国学讲坛，为百家争鸣发挥了媒体推动国学的作用，有人因解读《论语》、《三国》、《史记》等而象影视歌明星那样拥有众多的“粉丝”，最近由于个别学术不严谨现象也颇受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新诠释古代诸子百家的新国学活动里，儒家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得到特别的宣扬，颇有试图用儒家理论指导现代中国发展的意味。笔者认为，儒家虽然对中国社会有着主导作用的影响力，但是其它诸子百家的学说同样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积极地、不可或缺的贡献，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都有继承和发扬的意义和价值。例如墨家学说就有着重大贡献，墨家是历史上科学家的代表，他们开创的墨辩论逻辑传统是当时世界三大逻辑思想体系之一。而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简单把墨家归结于侠客是明显不对的，儒墨两家只是当时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好象当时并没有哪个阶层成功哪个阶层不成功的说法。他们同出于春秋战国交替之际，汉代刘向曾认为“墨家概出于清庙之守”，墨子就学于史角，但诸子百家皆出于王官之学，是最近学术界的新发现。儒墨各有所长，墨家兼爱，儒家泛爱，他们都提倡道德修身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需要儒墨互补，社会才能够公平长久。疑古思潮由来已久，但学派的争论是在各种学术争论场合进行的，但自说自话肯定不行，墨家对儒家的质疑见于《墨子》一书，此是墨家内部的教材，儒墨辩论的案例是用于指导学生的，大概不会太有出入。事实上，诸子百家各有所长，我们今天不能再重复独尊儒术的历史性错误，而是要鼓励百家争鸣，以便博采众长，全面继承、弘扬、发展历史上的所有积极的学术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能够指引21世纪人类发展的全新的“华学”。

一 、诸子百家各有所长

   中国的诸子百家以春秋战国时期最活跃，他们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在学术理论上可以说是各有所长，在社会立场上可以说是分别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欲求。有关讨论，可参阅王红旗先生《探寻圣人的足迹》、《一言兴邦》、《老子隐迹》、《审视你的座右铭》、《屈原诗歌图解》等专著，以及《老子与墨子：在社会实践上，老子不如墨子》、《老子与图书馆事业》、《孔子与孟子：在民主理念上，孔子不如孟子》、《孟子与荀子：人性善恶的本质》、《庄子与惠子：在科学精神上，庄子不如惠子》、《重构与孔丘讨论国是》、《重构与老聃讨论无为》、《我比孔子高明一点》、《墨子与山海经》等文。本文限于篇幅，对诸子百家的学术特点用一句话概括如下：

1 、老子主张村民自治、区域自治，顺其自然。

2 、孔子主张君王实施仁政、社会等级一贯制。

3 、孟子主张“民贵君轻”、建立议会监督君王。

4 、墨子主张民选官员，民众要积极参政监督。

5 、荀子主张用法律遏制“人性恶”。

6 、庄子追求精神自由。

7 、惠子具有科学探索精神，可惜其著作失传，此乃中国古代科学一大损失。

8 、公孙龙子发展了符号逻辑学。

9 、杨朱论述在个人主义掩盖下的人权。

10 、韩非子深入研究了权术。

二、国学独尊的利弊得失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在历史上是国学的主流。这是一个比较庞杂的体系，其创始者是孔子，主要流派包括孔子儒学、孟子儒学、荀子儒学、君王儒学等。所谓“君王儒学”是笔者杜撰的一个新词，意思是指君王喜欢和有选择的推崇推广的儒学观点。

    孔子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靠自学成才，靠讲学成名成势，曾出任省部级官员，后带领弟子组成“执政班子”游说列国，晚年专心学问、终成大家。孔子的社会学特点是主张君王实施仁政，推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各就各位式社会格局，实质是社会等级一贯制；其中唯一灵活的社会等级变化途径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其影响至今。关于儒家的利弊得失主要涉及到如下几个方面：

1 、儒家学说的核心都是以德治国，和墨家主张十分相近，即君王实施仁政（用礼、乐、义、信等形式包装起来），社会各阶层各就各位，君王履行君王的职责，臣属履行臣属的职责，父亲履行父亲的职责，子女履行子女的职责，所有人都要自律修身。客观的说，在中国这样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在信息传输速度有限、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中央集权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正是儒学在历史上长期成为统治者首选社会学理论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是因为，儒学的本质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对既得利益的维护，而对君王、皇帝的统治权的认可，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维护，显然有助于封建时期国家的统一管理和社会安定。

2 、由于孔子学说的核心是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和统治者要实施仁政，因此孔子虽然深知苛政猛于虎，但是却只能寄托君王自律，而找不到制度性的解决办法。笔者在《孔子与孟子》一文中指出：孔子倡导的社会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问题在于，当君王不尽君王的责任时，或君王胡作非为时，人们没有正当合法的途径去纠正君王的错误或更换君王。对这个难题，孔子心里是明白的，但是他没有找到或不敢（不愿？）提出解决的办法。对比之下，孟子则鲜明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他第一个明确主张，民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为了约束君王的行为，孟子主张在任命或罢免官员的问题上，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大臣说了算，而是必须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允许君王的亲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说了算，同样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也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他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3 、事实上，孟子的上述主张，都是孔子未曾提出过的，这表明孟子的学术思想、政治理念与孔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孔孟并非一家。其实，孟子与孔子思想存在着本质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孟子》一书的许多主张都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从孔庙里迁出，但是他冷静下来后却发现把孟子像放在孔庙中实在是太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只要宣扬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远屈居亚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张的正确与否，也就必须以孔子思想为准；这样便可以用正圣压制亚圣，用孔子的思想埋没孟子的思想，从而扼杀了孟子倡导的民主思想的传播。其实，朱元璋对儒家观点的取舍，就属于“君王儒学”的典型事例。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今天的社会现实生活里是否仍然存在着“君王儒学”？

4 、正是由于儒学特别是君王儒学强调的是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很容易造成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的不断膨胀，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直至社会大动荡、大解体、大重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走马灯式的兴衰，其根源正在于此。有趣的是，打天下的人从来都不喜欢儒学，而坐天下的人则热衷于推崇儒学，其奥妙亦在于此。也就是说，儒学倾向于保守，而不利于变革创新。

5 、儒家学派严重忽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笔者在短篇小说《我比孔子高明一点》里曾描写道：“《儒林外史》里就有这么一位，芝麻掉在桌上，他挖空心思，装着沾吐沫在桌上写字，把芝麻一粒粒沾着吃到嘴；为了吃到掉在桌缝里的芝麻，装着恍然大悟拍桌子，把芝麻振出来，再沾着吐沫吃掉。这就是孔教的致命伤，只知道如何瓜分已有的财富，却不知道如何创造更多的财富，如何提高芝麻的产量，其结果就是只能多吃到几粒撒在桌上的芝麻。”

三、墨家对社会公平的贡献

    墨子（名翟，鲁阳人，出身贫贱，约生活在公元前500－前400年的春秋后期）则是一位活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墨子的生平，后人知之甚少。估计他出身于工匠之家（可能与制墨、抄写图书有关，因此有条件读到许多书），精通手工技艺，他制作的守城器具，可以抵御公输般（鲁班）的攻城器具。相传墨子出远门的时候，车上总是放满了一捆捆的简牍，《墨子·贵义》称“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关中指车上的横栏）。也许正是由于墨子有条件读到许多书，才使他从普通的工匠生涯中脱颖而出，成为工匠（包括广大社会下层群体）利益的政治代表。

墨子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大禹（工程师鼻祖，能吃苦耐劳，曾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大规模的国土资源考察活动，考察白皮书即《五藏山经》，参阅全彩绘《经典图读山海经》一书的相关解读内容），他的主要政治主张和学术活动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以及光学、机械学等科学技术实验。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全面详细讨论墨子的思想，仅突出强调如下几点：

1 、墨子强烈主张对社会管理结构进行改革，并明确指出上至天子、下至各级官吏，都应当由人民选择推荐产生，当国家遇到饥荒时则首先减少官吏的俸禄。例如，《尚贤上》称“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又称“岁馑，则士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人君亦要相应地降低生活标准）。

2 、墨子与其它先秦思想家最大不同的特点是，墨子发起了一个有能力干预社会现实的学术团体，成员多达数百人，而且组织纪律性非常强；这些弟子既能游说诸侯君臣，又能文能武担当各种官职。更可贵的是，他们的信念非常坚定，为了拯救天下民生，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由于墨子有着这样一支队伍，因此他多次阻止了诸侯间的战争，实践了自己“非攻”的主张。

3 、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人所不欲,依理劝人”

孔子有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听起来很美，看似百分百的正确，其实不然。问题在于，孔子是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判断欲与不欲，这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判断取代别人的欲求；事实上，君王完全可以利用这句话来为所欲为。对比之下，近现代民主理念，则强调“人所不欲，依理劝人”，即首先要尊重别人的意愿和选择,然后要讲道理,摒弃一切暴力解决的办法。墨子虽然没有直接说“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他的许多主张，例如《非攻下》所说“成（诚）得其所欲而顺天、鬼、百姓之利，则知（智）者之道也”，代表了社会下层群体的利益，比较接近现代民主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墨学说互补，有助于社会公平，而只有公平的社会才能够持久。

    令人深思的是，墨子作为社会下层群众（以工匠为主体）的代表，他的政治主张在当时风靡社会之后，由于统治者独尊儒术，不久便销声匿迹。两千多年来，只有极少的学者研读《墨子》，而直到今天《墨子》仍然少有人问津。对比之下，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以及《庄子》、《荀子》等其它诸子的著作则历久不衰。中国的文化建设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或许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中国民众没有能够选择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