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歧路灯》作者李绿园辞世220周年，也是校注本《歧路灯》正式出版30周年的特殊年份。为了纪念李绿园，把《歧路灯》研究引向深入，2010年8月26日至28日，由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平顶山市政协，平顶山市委统战部，平顶山市湛河区区委、区政府和平顶山学院联合主办的“《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在李绿园故里河南平顶山市隆重召开。台湾学者吴秀玉女士、高双印先生及大陆十多个省市的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来贺电。会议收到论文40篇，栾星、吴秀玉、杜贵晨、李延年、张弦生、张生汉、高双印等先生做了大会主题发言。与会学者就《歧路灯》研究的多个领域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主要表现在《歧路灯》的历史地位与价值、《歧路灯》的教育思想、文化内涵、文艺美学、方言俚语以及《歧路灯》与其它小说的比较研究等方面。现就相关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 历史地位与价值
自从20世纪初《歧路灯》进入学界的视野以来，各个时期的专家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它的历史地位及价值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歧路灯》研究的第一个时期，即民国初期的1928年，朱自清先生撰文说它“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单论结构……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以为（《歧路灯》）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 是可以并驾齐驱的。”朱自清先生对《歧路灯》的好评，得到了众多《歧路灯》研究者的普遍认同。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在《歧路灯》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时期，针对《歧路灯》的历史定位问题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譬如蓝翎先生就说，《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的“创作思想的确是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精神的大倒退，……使‘人情小说’的发展岔向了歧路”，“是一部思想平庸、艺术平平的古代小说”，“是‘人情小说’发展过程中一股混杂着更多的泥沙和腐物的浊流”。今天，在《歧路灯》研究的新时期，学者们对《歧路灯》的历史地位及价值评价又有了许多新的改变，很值得我们加以关注，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欧阳健先生。欧阳先生对《歧路灯》感情很深，他说：“‘大河论坛’有网文说，《歧路灯》是‘吾豫第一小说’……我这个江西人也要说，《歧路灯》不光是河南‘第一小说’，即便放在全国范围内，也要算第一流的佳作。”同时他还指出，《歧路灯》在教育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价值，说“《歧路灯》是教育失败的挽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救救孩子’的呐喊。”
针对《歧路灯》的教育功能，还有许多学者也表示了相似的看法。台湾学者吴秀玉女士认为：“《歧路灯》是一部十八世纪中叶有关教养的小说”，“是人生的指路明灯”。陈美林先生认为《歧路灯》“既不同于《儒林外史》，又不同于《红楼梦》，而是通过浪子回头故事全过程的描写，让我们认识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风俗民情的实况。同时，作者通过他所塑造的这一‘失教’子弟回头的形象，着力提出了如何教育子弟这一重大问题，表明了他以小说创作‘匡世济俗’的良苦用心，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孟繁仁先生更是将《歧路灯》的教育思想视作是作者李绿园的一种“普世价值”，说“《歧路灯》所描写的故事内容，是人生社会世世代代、千千万万个平民百姓家庭必须永远、共同面对、解决的‘子孙教育’和‘传家继世’基本问题”。并说《歧路灯》“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唯一一部以‘浪子回头’即‘子孙教育’为题材的作品。”“对于当今社会的人民大众和千千万万个‘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歧路灯》所描写的故事对于他们更的直接、形象，生动、深刻的启示、借鉴、教育、警诫意义。”
学者们除了对《歧路灯》在教育思想上体现出来的重要价值给予肯定外，对《歧路灯》在文化、叙事艺术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重要价值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韩德英先生认为“《歧路灯》真实地再现了18世纪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众多中下层人物形形色色、各有特点的生活风貌，对于认识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面貌，有着历史教科书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杜海军先生认为，《歧路灯》“从文学创作技巧的角度来看，《歧路灯》比其他长篇小说也有独到处”，“《歧路灯》是为写人而写事，所以才会着意人物的塑造，将一书通写一人一生性格的发展变化，而且将性格写到非常成功，这值得我们认真的探讨和总结，即此把《歧路灯》与其他名著相提并论也该说得过去。”
总之，在针对《歧路灯》的历史地位及价值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学者们秉承“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以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其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必将对我们进一步扩大宣传、深入研究《歧路灯》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教育思想
《歧路灯》教育思想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焦点。对教育的关注，一方面源于《歧路灯》自身“教育、淑世”的定位，另一方面源于学者们对当下中国教育的担忧。学者们大都极力张扬《歧路灯》在当前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的借鉴意义。他们普遍认为《歧路灯》不仅是一部封建社会的教子弟书，而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台湾宜兰大学吴秀玉女士的《再论〈歧路灯〉》一文，以宏大的篇幅、详实的文献资料、细致缜密的考证，全面地诠释了《歧路灯》的社会历史价值和现代教育价值。吴女士最中意的是《歧路灯》的教育功能。她说：“《歧路灯》是一部清初培养后代接班人的形象教科书，……它告诉了我们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为挽救失足青少年开出了一剂良方。……对青少年生命教育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北京西城教育研修学院的徐云知女士也认为，李绿园有着浓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他的小说《歧路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根基的。她认为，李绿园正是要通过小说人物的性格历程来展示他的这一积极的人生理想，传达他对儒家传统人性论和教育理念的理解和阐发。平顶山学院何梅琴女士、叶爱欣女士也都从教育价值着手，详细分析了《歧路灯》的当代意义。
与强调《歧路灯》当代教育价值的观点不同，郭树伟先生则在强调《歧路灯》教育思想的普适性价值的同时，重点指出了《歧路灯》教育策略的不足。他说，《歧路灯》的教育思想有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他没有考虑读者群体对小说的接受兴趣，也没有考虑不同读者群体的对小说的不同接受兴趣这两个方面。这对我们研究《歧路灯》的教育思想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与以上学者相比，曾出席过20世纪80年代初《歧路灯》研讨会的欧阳健先生、陈美林先生在《歧路灯》教育问题上则有自己不同的见解。
欧阳健先生回忆说“在1982年的于洛阳召开的《歧路灯》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上，有些老先生猛烈批判李绿园‘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言论，说他的动机是‘维护封建统治’；更有人认为：‘《歧路灯》是竭力维护行将倒塌的封建大厦的作品，它的总的思想倾向是落后的，是逆潮流而动的。’有人甚至用上了“反动”的字眼。” 欧阳先生对此观点进行了辩驳，不想小组主持人严肃地说：“那还要不要突出政治？”面对这样的“问罪”，欧阳健先生对《歧路灯》教育价值的思考便没有理直气壮起来。不过今天，重提《歧路灯》的教育价值已有了新的契机。欧阳先生认为，《歧路灯》敷演的“败子回头”故事，有着强烈的警世、醒世意义。他认为，《歧路灯》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教育的社会、家庭等外部内部原因。而这些原因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找到了《歧路灯》研究的兴奋点。
陈美林先生此次对《歧路灯》教育功能给予了较大的关注。他说《歧路灯》是对“失教”少年的教育“课本”，认为关心青少年工作的相关组织，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研读一下《歧路灯》也的确不为无益之举。此外，他还指出当前文坛、影坛的作品应当学习一下《歧路灯》的创作策略，要避免以低俗情节去愉悦读者，使作品而缺少启蒙、教育功能；希望我们能通过自己的创作，以先进的思想教化青少年一代，从而有益于自己的民族、自己家国，认为再寻思一下李绿园的创作动机很有意义。陈先生还对《歧路灯》研究的今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他说今后对《歧路灯》教育功能的研究应考虑封建时代的教育制度对社会人生的影响，并希望能对今天我们的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借鉴。他说，今日之师资队伍，思想品德、学术修养符合要求者当然占据主流，但也不可否认良莠不齐现象的实际存在，报端不时有所披露，以学养而言，学历造假，学位来路不正，著作抄袭，或倩人代笔，或侵占他人成果，等等；以操守而言，有教授嫖娼被捉，有博导谈婚外情，老师打牌让女学生作陪，等等；以施教而言，导师与研究生很少见面，人都不识，哪里谈得上指导。还说为师者之学问不足以指导学生，所以也尽量少见学生，偶尔一聚，彼此敬烟，老张老李乱吼一通，真是“师不师，生不生”，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惊惕。在这种现实面前，读读《岐路灯》当可以有所触动和反思！
与欧阳健、陈美林先生一样，孟繁仁先生对《歧路灯》的教育价值及当下中国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在《〈歧路灯〉的普世价值和永恒意义》一文中指出，李绿园因为“孝道”门风的教育薰陶，感受和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又看到当时社会世风日下的严重情况，便以高尚、深沉的“悲天悯人”之心，创作出《歧路灯》这部具有不朽意义的小说作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歧路灯》便具有了深刻的借镜、劝世、省悟、警世价值。他接着说道，当下中国的教育出现了许多突出问题，而导致和造成这些“子孙教育”失当的严重局面的真正原因，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错误地否定和遗弃了历代中华民族光荣祖先辛劳总结、提炼、凝聚、缔造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埋没和曲解了一代代父母、祖先“关心后代”、“忧思深远”的拳拳之心。遗弃和践踏了文明人类应当遵循、恪守的人性原则和文明伦理道德；严重偏离了中华民族文明事业的正确轨道。
三、文化研究
对《歧路灯》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文化的研究也是此次研讨会提交论文中的重头戏。
杜贵晨先生的《〈歧路灯〉锥指》一文，便是文化研究的代表作。他从李绿园的名号及小说中人物的姓名入手，全面诠释了小说的主题。他对小说中“谭”姓的选取探讨很有新意——指出“谭”就是“谈说”之意，是古代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形式特征。“谈说”的语言学特征也为小说的“教育说教”提供了美学意义上的依据。李延年先生也表达了与杜贵晨先生相似的看法。他在其《〈歧路灯〉人物取姓命名的独到匠心及其文化意蕴初探》一文中指出，《歧路灯》中人物的命名方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有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使人物的取姓命名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色，增加了人物形象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歧路灯》的人物姓名之中包孕着作者丰富、独到的艺术匠心。《歧路灯》人物取姓命名与人物性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文雅厚重、善用经典，体现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亦雅亦俗、巧用绰号诨号，展现丰富多彩的社会风俗画。
《歧路灯》是一场文化的博览会，展示了五光十色的诸多文化形态，其中，关于戏曲的描绘更是时常为研究者所称道。
韩德英先生《从〈歧路灯〉中看戏曲与世风民俗》一文认为，《歧路灯》是一场中国传统戏曲的博览会。它展出了当时从民间到官府的多种戏曲样式。《歧路灯》对戏曲演唱繁盛状况的描写，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戏曲史可供参考的重要资料，而且通过戏曲演唱活动的描写，大大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思想面貌，更增强了具有河南地方特色的世风民情的展现。沙旭升先生对《歧路灯》中戏曲的关注与韩先生有所不同，他从当下的文化建设入手，历史地分析了《歧路灯》中的曲艺艺术。以继承与发扬的眼光，希望从时代的角度给予《歧路灯》积极的宣传。认为《歧路灯》对我们今天继承传统文化，发展地方经济有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复旦大学的刘铭先生对《歧路灯》创作思想的矛盾性给予的关注也别有新意。他认为李绿园与其《歧路灯》并非道学气、理学气十足，相反却展现了多种思想观念合流的迹象，其中儒家“神道设教”思想便十分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神道”与儒家思想的矛盾既是李绿园性格基石，又是《歧路灯》文学魅力的重要保障，也对《歧路灯》多层次思想内涵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小说中传统文化的底蕴更为深厚。
此外，潘民中先生、张相华先生也对《歧路灯》中的文化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关注。潘民中的《浅证李绿园的佛缘》一文以独特的视角考察了李绿园与佛家的密切关系及其在《歧路灯》中的反映。张相华的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的新资料拓展进一步研究李绿园的资料空间。
四、文艺美学研究
《歧路灯》文学创作的文艺美学研究作为一个传统的小说研究视角，此次也有新的亮点。
南开大学文学院查洪德先生、广西师范大学的杜海军先生一向对《歧路灯》的结构艺术关注较多。他们1988年曾共同撰写了《〈歧路灯〉的五段结构》一文，详细分析了《歧路灯》的结构艺术。如今，他们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与结构又有了新的看法。査洪德教授在其《人性的迷失与复归》一文中，重点就谭绍闻的人格变异与《歧路灯》的情节结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歧路灯》以前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性格是绝对化的，没有矛盾，也没有发展。《水浒传》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金瓶梅》进一步显示了人物性格的矛盾性，但都没有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歧路灯》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矛盾，写出了人物性格在矛盾中的发展，写出了人物性格发展的渐变与突变、量变与质变。它对主人公性格发展的全部历史作了真实的动态的描述，它调动了整部书的人物和情节来写主人公性格的发展。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及结构作出了更为积极的评价。”
杜海军先生的《在名著中确立地位》一文，旨在为《歧路灯》在名著中争得一席之地。他强调指出了“《歧路灯》塑造人物形象的多样性矛盾性”这个方面，但杜先生继而又将这种性格塑造的成功归结到了李绿园的一种塑造人物的自觉意识上。认为这种自觉地塑造人物的意识对于小说的作者而言是十分珍贵的。杜先生认为，“小说中描写人物时的主动自觉意识的产生，这是小说创作史的进步，在《歧路灯》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或者同时代的其他长篇小说如《红楼梦》等因多重写事，为写事而写人，所以虽然人物形象塑造也很成功，但其写人的意识在创作中并不明显，而《歧路灯》是为写人而写事，所以才会着意人物的塑造，将一书通写一人一生性格的发展变化，而且将性格写到非常成功，这值得我们认真的探讨和总结，即此把《歧路灯》与其他名著相提并论也该说的过去。
平顶山学院李振明先生《灯光闪烁，焰火灿烂》一文，从美学角度入手，深入分析了《歧路灯》的审美价值。他将小说文本意义存在称作是“灯光效应”，将“审美存在”称作“焰火效应”，进而从两者的互构关系入手，揭示《歧路灯》的审美特质，阐述了《歧路灯》的“充实之美”、“崇高之美”及形式美。见解独特，颇有新意。
五、方言研究
从冯友兰先生开始，方言就一直是《歧路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学术视点。张生汉先生《略论〈歧路灯〉的语料价值》一文，从《歧路灯》的方言入手，认为《歧路灯》这部用带有河南地方色彩的语言写清初的河南社会生活的长篇白话小说，其语料价值，绝不亚于其文学、社会学方面的价值。《歧路灯》中的语言，大体上反映了十八世纪河南方言的实际面貌，它不仅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因为作者运用的民间辞语或方言俚语相对丰富而成为研究十八世纪河南方言的重要的语言学资料库。他还指出，《歧路灯》的语言有着鲜明的过渡性特征，又有带有明显的区域性色彩。这就使得这部作品在汉语史、特别是方言史研究方面显得格外重要。要了解十八世纪河南方言的特点，就不能不研究《歧路灯》的语言；要弄清十八世纪以来河南方言都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也不能不以《歧路灯》的语言研究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这是《歧路灯》作为一种语料的首要意义。另外，他还指出，《歧路灯》也是中原官话的重要载体，研究中原官话三百年来的发展史，也不能不研究《歧路灯》的语言。可以说，将《歧路灯》的语言学价值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刘畅先生的《论〈歧路灯〉语言的地域文化意蕴》一文，则从宏观角度诠释了《歧路灯》方言所包容的历史文化特质，认为从语言地域文化的视角，分析其语言艺术成就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刘永华先生的《〈歧路灯〉与方言词汇研究》一文，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入手，把十八世纪中原官话代表作《歧路灯》与同时代的北京话代表作《红楼梦》、江淮官话代表作《儒林外史》中的部分具有方言特征的词汇做对比研究，揭示出《歧路灯》中中原官话特有的方言词数十个，并指出这种研究对语料甄别、版本鉴定、常用词替换、方言词汇比较、方言语法比较、方音比较乃至理论语言学的研究都会有所补益。
张蔚虹先生的《〈歧路灯〉中的“被”“把/将”融合句略论》、傅书灵先生的《再谈〈歧路灯〉结构助词“哩”及其来源》等文章也是语言研究的代表作品。
对栾星先生校勘的、现在通行的《歧路灯》文本的语言、校勘问题研究也是近年来《歧路灯》语言问题研究的热点之一。
栾星校注本的勘误工作从上个世纪末就有很多人关注，但崔晓飞先生的《〈歧路灯〉栾星校注本献疑》一文却尤其值得瞩目，尽管文章中关于标点及词汇的疑虑略有苛刻，但关于勘误的一些细节还是颇值得我们注意的。譬如在衍轶编排一节，他指出《歧路灯》栾星校注本第五十九回谭绍闻自尽后被人发现救起，看到母亲拉住手儿，泪流满面，良心发动，强伸一只手，拉住母亲手儿，忍不住说道：“这样人你哭他做什么！”王氏道：“儿呀，你只会说话就罢了。我见你亲，你休死！我老了，你为我，你再休死了！”说的满屋人无不呜咽。他照清抄本说此处原只有两个字“娘吗”。相较之下，抄本文字虽少却逼真传神，也符合上吊后又被救活苏醒那一瞬间的事理，毕竟前面刚写连脖子都不能扭、“只得将眼珠儿滚着看”。很有文献价值。
平顶山学院王冰先生对栾星校注本的语言及校勘问题也给予了积极的关注。他指出：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在文字的繁简体互用、部分词语校注和标点断句等方面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并认为通过从同书词语用例或同时代词语用例、常用词的使用以及现今方言用例入手，是解决一些词语校理问题的可行方法。
六、比较研究
对《歧路灯》研究来说，比较研究并非新潮，但“比较”却仅限于文学自身的比较之中，文学之外的观照并不多见。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弦生先生的《散论〈野叟曝言〉与〈歧路灯〉》一文便有了开拓性的意义。
在文章中，张先生首先也对两部小说进行了细致的传统比较研究，但之后的比较颇显深意。他说：“《歧路灯》有很多次改编成影视或戏曲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而《野叟曝言》则一改即成，这是因为《野叟曝言》贯注的传统侠义精神和层出不穷的机关设计与爆炸场面，极尽视觉刺激，很能受到观众的欢迎。”他接着指出，《野叟曝言》的成功改编应当为我们改编《歧路灯》提供一些借鉴，我们在改编时要关注受众的期待视野，要将《歧路灯》的改编和时下的国学热联系起来，要继承国学中宽容、淡泊、和谐、伦理、合作等等方面的精神，要摈弃其落后、腐朽的成分。
杨晓宇先生《略谈< 歧路灯>与< 红楼梦>故事结果之异同》,从《歧路灯》的故事结果切入，与《红楼梦》的故事结果做比较研究，从而论证这两部18世纪产生的伟大作品故事结局的异同。梳理出李绿园与曹雪芹、高鹗两部小说的各自独到之处。肯定了《歧路灯》的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应该加大对《歧路灯》的研究力度，扭转该作品“伟大而不著名”的现状，从而前无愧于先贤，后不负于来者。
从本次会议提交的学术论文来看，比较研究是《歧路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比较研究其实是《歧路灯》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因此，加大对《歧路灯》与相似小说的比较研究力度，将对《歧路灯》研究意义深远。
七、其他
本次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中，对李绿园诗歌创作的关注及对《歧路灯》校勘者、研究者的关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张亚新先生的《李绿园诗歌艺术摭拾》，着重指出了李绿园诗歌的艺术价值。认为，绿园的诗歌主要表现在“朴而弥文”、“大力盘礴”与“体验入微”三个方面。他从诗歌创作的语言、技法、思想倾向及意境出发，全面展示并分析了李绿园诗歌创作的特点。开拓了《歧路灯》研究之外的另一研究空间。胡全章先生的《栾星与〈歧路灯〉的传播、研究及评价》一文，着重从《歧路灯》的校注与出版、《〈歧路灯〉研究资料》的搜求整理及文献考证、及对于《歧路灯》的评价与定位三个方面，全面展现了栾先生对《歧路灯》的突出贡献。秦方奇先生的《徐玉诺对〈歧路灯〉研究的独特贡献》则重点彰显了徐玉诺先生在对《歧路灯》搜集整理及艺术评价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些外部研究，对我们全面认识《歧路灯》及深入开展《歧路灯》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学科交叉研究也是本次《歧路灯》研讨会的一个亮点。首都师范大学周文业先生《中国古代小说版本和地图的数字化》一文认为，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过程中引入计算机数字技术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实施“版本数字化”和“计算机自动比对”便是一项重要策略。这一作为可以用来仔细比对古代小说的各种版本，对于研究版本演化有很大的帮助。另外，通过地图的数字化，还能为读者清晰直观地展现小说中故事的发展过程及线索，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对小说进行细读研究。他在为《歧路灯》绘制的故事路线图上就积极地展现了计算机技术介入小说研究的重要意义。平顶山学院孙振杰先生的文章《文学经典与可居奇货——〈歧路灯〉现代传播主题研究》，则将传播学的理论方法植入了《歧路灯》研究当中，并提出了“传播主题”这一概念。他认为传播主题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大众文学批评，通过对传播主题的研究，可以为《歧路灯》及类似地位小说的研究拓展新的研究空间。
这次会议是继20世纪80年代初三次《歧路灯》研讨会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新世纪《歧路灯》研究者学术交流的盛大聚会。它的召开，将对《歧路灯》研究中新史料的发现，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开辟《歧路灯》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培养壮大《歧路灯》研究队伍，澄清《歧路灯》研究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歧路灯》研究专家欧阳健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歧路灯》研究90年的历史时机，举办《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以酝酿《歧路灯》研究的第三个热潮，具有非凡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