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歧路灯》是清乾隆时期李绿园的杰作，《歧路灯》的故事假托明代，描写的实际是清中叶的现实生活。作品围绕谭孝移家族的兴衰和谭绍闻的沉浮，真实地反映了中下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赌场之类社会阴暗角落的描写，十分详尽，是以往小说中所少见的。通过他们的活动，作品展现了一幅十八世纪中国中下层社会人物思想状况的风俗画卷。由于李绿园及《歧路灯》本身思想及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学者们的研究涉及的范围亦较广，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目前虽然《歧路灯》的研究范围有所扩大，但为研究而研究的现象较为普遍，对文本思想文化内涵的发掘仍略显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入。正是有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站在当代意识的高度，对《歧路灯》探讨与研究过程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认识，以期对今后众多探讨《歧路灯》的学者有所裨益。
一、《歧路灯》的研究价值
(一)《歧路灯》思想内涵进一步挖掘的必要性。《歧路灯》讲述的是主人公谭绍闻如何堕落败家，又如何改过自新、重光门第的故事。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小说描写的范围广泛，涉及的人物众多，思想蕴涵丰富，这使作品呈现出了主题的复杂性特色。如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一部教育小说，但也有人认为它是一部人情小说，如张鸿魁借用鲁迅的说法，将其与《金瓶梅》、《红楼梦》等划归为“人情小说”。［１］除此而外，近年来还有“士人小说”[2]、“家族小说”[3]“忏悔小说”[4]等提法。但如果我们仔细品读作品，似乎会有新的收获，从作品的自我言语中，将小说界定为“家政小说”也许更为合适。总之，《歧路灯》的多种主题的说法表明了《歧路灯》内蕴的丰富性，其思想内涵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歧路灯》审美特色进一步探析的必要性。《歧路灯》写的是败子回头败子故事，这个题材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并非独创。败子回头这一故事模式早在唐人传奇《李娃传》中就有了，不过当时败子回头的故事还没有从其他题材中独立出来。”［５］到了元杂剧中的《东堂老劝破家子弟》，败子回头的故事就完全独立出来了。自此以后，败子回头的故事在明清小说中也渐次出现，如《型世言》第十五问的《灵台山老仆守义，合溪县败子回头》，《五色石》中的《撰袁文神医善用药，设大誓败子猛回头》等，都有相似的情节。但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写败子回头的，却是《歧路灯》的独特之处，其位不可替代，所以，它“在中国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６］
这部小说以它写实的笔法，对中国十八世纪的社会生活风貌进行了描写，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歧路灯》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艺术结构、形象塑造、心理描写、方言运用等方面。尽管已经有学者对《歧路灯》的审美艺术特色有所研究，有些观点，如关于河南方言的成功运用甚至取得了大家几乎一致的认可，但从更为具体、更为细致、更为深入、更为全面的角度讲，《歧路灯》的审美艺术特色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继续深化，如它的戏剧化的构思技巧、独特的心理描写手法、饶有趣味的反讽手法、强烈的对比手法、个性化的语言特色等都是非常突出的，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歧路灯》研究的现实意义。从古到今，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问题一直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问题。《歧路灯》作为一部家政小说，它通过塑造具体生动的文学形象来说明家政管理中的问题。《歧路灯》所投射出的许多家政理念对今天的家庭问题乃至社会问题的研究都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或借鉴价值。
例如，如何正确评价子女是家长的一个难题。《歧路灯》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父母对子女的评价语：
“小户人家，看得自己女儿总是好的，这又是家家如此，户户皆然的性情。女儿愚蠢，说是女儿厚道……女儿生得略有才智，便硬说‘俺这姐儿，是第一个有道理有本领的姑娘’ ……自己女儿丑陋，硬看成是黄承彦以女妻诸葛。又其甚者，女儿或赋《黄鹄》，又不妨李易安之负赵明诚矣。此民间女家性情之大较也。”(第八十五回)[7]
很明显，作者在这里对小户人家对待子女的态度是持否定态度的。那么，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能否从中受到一些启示。目前情况下，我们大多数家长对孩子的评价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甚至有些孩子觉得他们在父母心目中是一无是处的。我们如果能像《歧路灯》中那些“小户人家”一样善于换个角度来观察我们的孩子，那么我们今天的孩子是否能够多一些自信心呢?
二、《歧路灯》的研究现状
(一)《歧路灯》研究的两次“小高潮”。从《歧路灯》问世至今，关于《歧路灯》的研究出现过两次“小高潮”，即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不过学界的这两次研究高潮都跟《歧路灯》的印本有关。
１、20世纪20年代。１９１８年，蒋瑞藻《小说考证》引《阙名笔记》中的一段对《歧路灯》的评价文字，是截止目前出现最早的有关《歧路灯》的记载。1924年，洛阳清义堂将《歧路灯》石印行世，共105回，这是《歧路灯》成书以来的第一个印本。从这个印本的面世到1927年之间，对《歧路灯》的研究似乎只有本印本中杨懋生所作的《序》及张青莲所写的《跋》，二人对李绿园及其《歧路灯》作了介绍，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小高潮”，是从1927年开始的。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说是连半部书的研究都够不上的，因为当时只出版了第一册的前26回。1927年，北京朴社(景山书社)排印出版了由冯友兰、冯沅君兄妹校点的26回本，冯友兰写了一篇长序，对《歧路灯》的思想内容及艺术上的得失作了全面的评价。该印本前还有董作宾写的《李绿园传略》，对李绿园的生卒年及年谱作了初步考证与整理。1928年初，郭绍虞发表了题为《介绍歧路灯》的论文，朱自清于同年年底发表了题为《歧路灯》的文章，二人观点大致相同，都对《歧路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年4月佚名发表了《评〈歧路灯〉》，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社会生活描写及语言等，大加赞扬。同年11月到1929年10月，徐玉诺先后发表了《〈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及《墙角消夏琐记(其一)》、《墙角消夏琐记(其二)》，肯定了《歧路灯》在无意中深刻攻击八股文先生及孔孟之道的同时，也指出因作者现实生活经验不足而导致了小说描写时见空洞的弊端。至此已经出现了对《歧路灯》批评的声音。
2、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小高潮”是伴随着全书的出版而来临的。1980年12月，栾星花费了十年工夫整理、用了十一部底本校注的108回《歧路灯》由中州书画社(现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的出版立即在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学者在各类报纸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对《歧路灯》展开热烈讨论，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981年、1982年、1984年，分别在河南的郑州、洛阳、开封召开了三次《歧路灯》学术讨论会，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和1984年先后编辑出版了两部《歧路灯》论丛，学者们对该书的研究范围较广，观点亦各有不同。这些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认为《歧路灯》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是一部平庸的作品；二是认为《歧路灯》是优秀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第三种观点较为平和，认为《歧路灯》属于二流作品，但还是较为成功的，有其独特的风貌。［８］
（二) 《歧路灯》研究的总体概况。如果从1918年蒋瑞藻首次向学界披露《歧路灯》算起，《歧路灯》研究至今已经近九十年了。综观《歧路灯》的研究历程，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研究成果来看，自1928年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歧路灯》的研究论文约200篇；著作较少，有杜贵晨的《李绿园与歧路灯》 (199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李延年的《〈歧路灯〉研究》(2002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 (1986年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吴聪娣(新加坡)的《〈歧路灯〉研究》。另外，栾星于1982年出版了《歧路灯研究资料》，提供了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交游、著述以及有关《歧路灯》的研究等多方面的宝贵资料。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有对李绿园的生平思想、《歧路灯》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如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的探讨；亦有对小说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哲学思想作专门的研究，还有对小说所反映的清康熙、乾隆时期的开封城市经济、有关戏曲的描写及民俗等作详细的考证；还有对《歧路灯》的版本进行专门考证的。从总体上来说，《歧路灯》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对作品艺术的评价高于对思想的评价；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是作品的思想倾向。
三、《歧路灯》的思想内蕴
李绿园从四十二岁开笔创作《歧路灯》，加上中途由于“舟车海内”而辍笔的二十年，前后共花费了近三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部一百零八回近六十万言的长篇巨制，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十八世纪中国的“社会风俗画”。由于作品本身描写范围的广阔，涉及人物的众多，所以，关于《歧路灯》的题材定位问题历来众说纷纭。
(一)《歧路灯》教育小说的界定。尽管关于《歧路灯〉题材定位问题历来众说不一，但一直以来，被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一部教育小说。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者张国光认为， “《歧路灯》是一部值得借鉴的教育小说”，《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不仅是一位小说家，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同时，张国光建议对《歧路灯》这部作品， “做父母的似可以一读”， “青年人可以一读”，“治文学史的人，更必需读它”。[9]这里，先不说治文学史的人必需读它，单看论者对做父母的、青年人的建议，足见其对《歧路灯》教育价值的肯定。另一位研究者李延年也认为《歧路灯》是“一部导人向善、存心淑世的小说，是一部教育小说，是一部为青少年说法的小说”。[10]
在《歧路灯》中，我们的确可以发现小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古代教育资源。小说在开篇第一回中的首段就提出了对人生教育关键期的认识，认为人的一生“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这是作者的感慨，也是全书所要揭示酌一条哲理。围绕人生教育关键期全在少年之时这一认识，小说由此还提出了许多教育观点：如，关于家庭教育的观点是“教子莫离父，教女莫离母”；关于求师之道的观点是“读书请先生，第一要品行端方，学问淹博”； (第十一回)关于教育子女的有效方法是“易子而教” ；(第十一回)关于如何进行心理暗示的方法是“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 ；(第七十二回)关于对少年成才需持审慎态度的观点是“你二人(按，指小说中人物谭绍闻和娄朴)年纪周纪，即令文字完篇，本院也断不肯将你两个进了。恐怕损了你两个志气，小了你两个器量。”(第七回)关于如何赞扬儿童的观点是“对幼学说话，千万休要夸。”其理由是“大成之人越夸越怕，小成之人见夸就炸。”(第九十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知道，在孩子成才与成人问题上，最理想的结局是既成才又成人，《歧路灯》提出了实现这一理想境地的有效途径是“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第十一回)，但如若成才与成人二者不可得兼，《歧路灯》中的观点非常明确，“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第十七回)也就是说宁可不成才也不可不成人。从《歧路灯》所反映出的这些教育思想可以看出，总体上体现了人既要学知识，更要学做人的双重教育教学目的，只有这样做，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用于社会和家庭的人。甚至小说更看中成人的重要性，这种朴素的家教观，不说过去，就是现在，特别是对现今家庭过于强调孩子成才而对孩子成人问题有所淡化的现象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新型人才需要上和新型人才培养观上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许正是《歧路灯》所蕴涵教育资源的丰富性，才使得《歧路灯》获得了教育小说的殊荣。
（二)《歧路灯》家政小说的界定。《歧路灯》作为一部教育小说已经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品中确实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古代教育资源。但从作者的自我言语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作者的勃勃雄心之所在——他要补正史之不足，因为，他认为自己不是在写正史之“名臣传”，而是在写一部“家政谱”，(第一百一回)所以，写一部“家政小说”也许才是他的良苦用心之所在。再说，作品中涉及到的教育问题主要是以家庭为中心展开的，如父母之教、塾师之教，朋友之交等，这些都可以划归在家政问题之内，并且可以作为家政问题的核心来对待。如果用“教育小说”来界定《歧路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品内涵的缩减；而如果换以“家政”来概括小说的内涵，那么，其外延要大一些，也比较符合小说的实际，故此，我认为将《歧路灯》定位为一部家政小说也许更为贴切一些。
“家政”这一概念，在现代意义上的理解为：家庭关系及家庭事务统称为家政。家政涉及家业、家法、家风、收支、教育、人与人的关系、家庭与亲戚、朋友、邻里的关系等。但是，在我国古代，家政最初被理解为确定与维护家庭人伦秩序的家庭管理活动。如“《周易》有‘家人’卦，是最早讲家政的篇目，其彖辞说：‘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其中的‘正家’即家政”汉代班昭所著的《女诫》一书，就是在当时条件下被推崇的家政学说。《三字经》、《千字文》等书中，也不乏可列入实践家政学范畴的内容。《礼记·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里所谓“修身”、“齐家”，即被家政学积极推崇的“齐家治国”的思想。这些古代的家政思想，说明中华民族是个十分重视“家教”的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家政学根基。
总之，《歧路灯》研究是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课题，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应该从作者的生平阅历和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入手，首先探索作品“孝”和“礼”的思想基础。其次，应该立足《歧路灯》“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八字箴言。再次，以谭氏家族的兴衰史为线索强调家庭管理者在家政管理中的主导性作用。事实上，《歧路灯》在艺术手法上的合理运用，使得小说具有了一定的审美艺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