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分雅俗，不分等级，这是常识，但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认为文学是有等级的。他在一篇题为《中国文脉》的文章中说：庄子是“先秦诸子中的冠军”；屈原是“整个先秦时期的文学冠军”；自秦汉至魏晋的文学“司马迁第一，陶渊明第二，曹操第三”；至于明清两代的“四大名著”，“真正的杰作只有一部《红楼梦》。其它三部，完全不能望其项背”。虽然他没有给那么多的文学名家各作一一定级，但在他看来，文学不仅有等级，而且必须有等级，“等级是文脉的生命”，“如果唐伯虎、乾隆都成了‘中国古代一流诗人’，这种没等没级的胡说八道能够成立的话，文学也就失血断脉，一命呜呼了”。文学有等级，等级要划分。怎么划分？用“品位”划分，“品位决定等级”。什么是“品位”？品位是“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东西”。“没有明显标志”又怎么进行划分？却又居然能够划分？这是不是有点神？的确是有点神。不神的话，它就不是文学，而成了科学。

其实，品位这东西，说它神也并不神。我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早就有风骨、气韵、气格、格调、风范、品格、体势等说法。连同现代文学评论中的风格一说，它们之间大同小异，都和品位一样，指的是若隐若现地呈现在文学作品整体形态中，融合了全部文学要素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性。实在没办法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了，古人只得说它是“水中月”、“镜中花”、“曲中韵”、“食中味”。想知道吗？就自己去品去悟吧！一旦恍然大悟，也就不言自明，无须讲解了。品位不是神，而是神性，是文学中的一种神性。神的事，虚无缥缈，不好说。身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尚且被搞得焦头烂额，左右为难，至今仍六神无主，疑神疑鬼，要暂时关闭部分驻外使领馆以防不测。不好说就不说它，谁也不能把天底下所有问题全给解决了。人非神灵，孰能万能？况且，神有时是“和事老”，有时又明摆着是“惹事精”。实在难说难讲。可文学中的神性好讲。神性，既是感悟，又是被感悟，是人感悟到存在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某种神秘的东西。能见常人之所见的显而易见，只能是凡物，不会具有神性。“神龙见首不见尾”，神性是超凡的。它存在于“食色”之中，又超越于“食色”之上。有点儿空，有点儿灵，有点儿虚。有了它，人才能往高处走，往远处行，往深处钻，从而“敢上九天捞月，可下五洋捉鳖”。没有神性，执迷不悟，只知雷政富不知焦裕禄，那样的话，中华民族不仅不会有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而且会没人敢登上神九神十进入天宫一号，也不会有人乘坐“蛟龙”号到海底探个究竟。实际上，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很多隐藏在深层次背后，应该被发现必须被揭秘的新东西。能首先感悟到这些新东西，本身就表明他处于一个新的认识高度而不同凡响。高度蕴含神秘，平凡则稀松平常。所以，那些装神弄鬼的人往往摆出一副丈二金身高高在上的架子，以显得神秘兮兮的。真正有高度的则料事如神，慧眼识真，“春江水暖鸭先知”，不用神秘兮兮，自然具有神性。神性是装不出来的。就像跳大神儿跳得红极一时的某某“神功大师”，以及靠练什么功而名扬海内外的某某“老师”，跳着跳着、练着练着就原形毕露：除了阴谋鬼计（“诡”即鬼），何神之有？他们也许不知道，就他们那点儿把戏儿，和历代统治者相比，差距大得孙悟空一个筋斗也翻不到边儿。神性在人性之上，鬼计如何替代得了。

人若没有神性，只是肉眼凡胎；文学若没有神性，就难具品位。好多文学作品也许什么要素都有，唯独缺了神性，因而被人隔着门缝看了过去。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时说：“如果我们把莎士比亚称作是伟大的诗人之一。我们的意思乃是说，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用自己对世界的思考使读者对世界的意义产生深刻的见解。”相比于俗念，神性是显得有些高贵。惟其如此，文学才具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才能够“来，吾导夫先路！”但丁才敢用《神曲》唱着“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感悟到的神性，当然还不是文学中的神性。如果不通过文学方法把它表现出来，它就有可能成为某个论点、某种思想、某条原则，从而神性顿消不再神灵活现，只象一具被千年岁月风干的木乃伊那样，变得枯燥乏味，面目全非，随时都会遭遇被曲解、念歪、用偏的难堪：纸上谈兵的人，拿它作为指手画脚、说长道短、目空一切的凭证；寻章摘句的人，则视其为值得孜孜不倦终生经营的墓穴；兴风作浪的，会把它当成摇唇鼓舌、蛊惑人心、大造声势的魔法；一贯正确的，能将其变为固执己见、强词夺理、击败他人的武器。当然，有时它还会被当作讲经的木鱼，整人的借口，或者其它什么的……对于文学而言，神性的这种归宿，只能算是误入歧途，它要走的路还远着呢！

文学中的神性，既是感悟到的神性，也是创造出的神性。它不造神，而是“师法造化”——象上帝创造万物那样去进行创造。创造完了，神性就留存在作品里面。所以，它们才能显得天衣无缝、巧夺天工、出神入化、臻于化境——一切都是自然、必然、当然的，而不是人们自以为是随心所欲的想当然。人要象上帝那样进行创造，肯定是件大难事。所以文学创作中更多的是充满艰辛充满精心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十根须”。至于象李白、苏轼那样把创作当成一件轻松自如的家务活的文学家实在不多。“诗仙”可不是好当的，那时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神性，强求不得。所以，曹雪芹写《红楼梦》也只得辛辛苦苦，精益求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不这样，它就不会显得那样出色，神性那么充沛，从而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寥寥几部不可多得的千古杰作之一。功夫下不到，神性出不来。神性少了，是无法成为精品杰作的。造神则不然。造神者如果具有足够的神性，他就不会去造神。造神者往往目迷五色，心神不定，或神不守舍。他感悟不到神性，于是只能把臆造当创造，粗制滥造，胡编乱造。乍一看，热热闹闹，神乎其神，但稍一留意，就不难发现：只不过是些金玉其外，垃圾其内，支离破碎，漏洞百出，任意妄为，粘贴拼凑的玩艺儿，充满一种让人嗤鼻的俗气，何神之有？当然啦，俗有俗的用处。对于那些适此口味者，这种东西不能说它没有一点儿审美作用。某种情况下，审美是臭味相投，口感相同，不分高低，彼此彼此，只要投缘就行，至于认识和教育作用，则无从说起。

文学中神性的话题是谈不完的，也许将来文学被其它什么东西取代了，也还会有人继续谈。放下它，来说《青海长云》，也就是“一个高原铁道兵战士的青春记忆”。

《青海长云》的作者萧根胜，曾在青海当过铁道兵，现在是河南省作协会员，写的是自己在青海经历过的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书名起得很诗意，诗意得有点朦胧。但书中所写却很真实，真是得象铁一样。不是权臣的官场争斗，不是皇帝的微服私访；没有多情男女的眉来眼去，没有仙剑大侠的奇功异艺；看不到小三儿、二奶，也不见“大W”、“大谣”。只是一群铁道兵，一节青藏线，一段青春岁月，一幕沧桑往事，一个普通作家，一部真切的纪实文学作品。

值得读吗？值得！

对亲历者来说，它可以让你回顾，让你反思，从中找到需要纪念的东西，将它保存起来，陪伴你的晚霞夕阳，讲给你的后代儿孙。对游历者来说，当你飞驰在青藏线上，饱览着世界屋脊上“青海长云暗雪山”的奇异风光，享受着现代交通工具如催马平川舒适惬意，翻翻这本书，思索思索开拓者的不易和艰辛，将会凝重你游历的分量和所得。对历史考察和研究者来说，这里有的东西是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档案资料里很难找得到的。少了它，你的著述也许就失去那么精彩的一笔，从而与司马迁的《史记》拉开一段距离，可能会留下一个大大的遗憾。

至于那些上瘾的作着皇帝梦、大侠梦、大佬梦、明星梦、美女梦的人，这本书确实难对胃口。但是翻翻读读，它可以使你醒得早一点，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世事有多难，从而活动活动，锻炼锻炼，长点儿精气神，少点儿病恹恹。要不然，长梦不醒，太阳偏西，做个常人尚且不足60分，一切美梦岂不全成了痴人说梦。做梦可以，但不能沉梦不醒，醒着才是真实的人生。

《青海长云》写的是真实生活。因为真实而使其具有了各种各样的原生态细节。如“炊事班做饭不简单”，“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牛粪饼与黄金饼”，“神秘的山鹰机械厂”，“两口棺材抬上通车典礼”等等所呈献给读者的。这些不可重复难以克隆的细节浑然天成，如惊鸿一瞥电光火石般显出一种神性，是那些“主题先行”而奉旨行事，应付拍马的“假、大、空”、“高、大、全”们挖空心思也难以做到的。它们好像也有很多细节，但那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和做造，只有心机，而没有神性。因为它不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没有真实，观见细节。而没有细节，则难显神性。

“微尘之中见大千”，细节之中显神性。因为细节更能容纳超越时空让人任意想像的无尽空间。所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评论说：“这部接近严酷真实的记忆书写报告”，“因其奇特事实对象和亲身经历情感的真实，对我有很大的震撼力量，使我甚至放弃了从其它方面过多苛求它的理由，而从其内容自身不断地发现体会并接受着启示和净化的作用。”

一点神性，使作品有了品位。从《诗经》开始，文学就是这样。